欢迎来到新加坡历史展厅！在这里，我们呈现了过去曾被称为“新加坡拉”、“王室属地”和“昭南岛”的岛国、今日的新加坡其发展历程。 键入在展览面板上看到的代码，以便参阅有关展品更多的信息或浏览多媒体音像内容！另外，您也可以键入1001-1186查看展品标题，或输入101-142了解展品的音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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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 佛兰芒人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年—1598年）所汇编的地图集《世界概貌》（Theatrum Orbis Terrarum）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本世界地图集。亚伯拉罕在这张1570年绘制的地图中，把马来半岛与整个东南亚连接成一块长形土地；在地图附录里把新加坡和附近几个小岛一起统称为 “Cincapura”（新加坡拉）。地图上还绘上了美人鱼和其他虚构海洋生物作为插图，反映那个时代的绘图风格。 | |||||||||||||||||||||||||||||||||||||||||||||
| 1002 | 有关古代新加坡的文字记录与史料并不多，但考古学却有助于填补历史的留白。自1984年以来，考古学家在新加坡展开多次的考古挖掘工作，并在新加坡河及福康宁山一带发现历史遗址，这些考古挖掘出的文物也帮助我们认识“新加坡拉”（Singapura）或淡马锡的历史。这座岛屿在14、15世纪曾出现蓬勃的贸易活动，但在16世纪时一度沉寂，直到了17世纪才再度复兴。 自1984年以来的三十余载期间，考古学家陆续有了许多重大的发现。这里展出的是2011年至2015年间出土的一部分文物。 展出文物由东南亚研究所（考古部）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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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 新加坡石 10世纪至14世纪 新加坡河口 石碑 A-1571 1819年，英国人来到新加坡，并在此发现可追溯至14世纪的历史遗迹， 包括一对砂岩石碑。《马来纪年》中曾记载，传说大力士巴当（Badang）从附近的福康宁山搬来一块大石，投掷在新加坡河口，大石分割成两块同样大小相近的石碑，这两块石碑以约40度的角度相对伫立于新加坡河口。 1843年，英国人为建造军用宿舍而炸毁石碑。最后，只留下三块石碑残块。这里展示的是本地仅存的石碑残块，也称为“新加坡石”。另外两块石碑残块于1848年被送往加尔各答博物馆收藏，可惜下落不明。 立碑的年代相信是介于10世纪至14世纪之间，石碑上刻文有旧爪哇文，也包含梵文，迄今仍无法完全解读其中涵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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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 新加坡拉（狮子城）（1299年至1818年） 新加坡历史该从何时开始？地质学家的研究显示新加坡最早的岩层可追溯到古生代（Paleozoic Era），而在乌敏岛和本岛西部发现的史前工具，也显示岛上早在数千年前已有人类聚居与此。
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新加坡在14世纪时曾经是一个熙来攘往的港口贸易站。当时，它有几个不同的名称，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称之为“单马锡”（淡马锡），史书《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 称它为“新加坡拉”（Singapura）， 即梵文“狮子城”的意思。 从一些出土的文物看来，当时的新加坡拉已经是中国陶瓷器的交易地。此外，还有本地制作的器皿、土产如犀鸟冠角和降真香等商品的交易。那时岛上的统治者就住在今天的福康宁山（旧称“禁山”或皇家山）。新加坡拉虽只是个弹丸小岛，但在该时期已和马来群岛，暹罗（泰国）、甚至中国和印度在贸易和政治上有了连系。 根据《马来纪年》与其他历史文献，新加坡曾在14世纪末遭受外来侵略。其后，只有“海民”（马来语称“Orang Laut”）居住在岛上 ，他们对马来群岛一带的水域非常熟悉，也曾在不同时期与马六甲及柔佛苏丹王朝结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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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 海民（马来语“Orang Laut”）早在14世纪就已聚居在新加坡，迟至1960年代，还可以在本岛及离岸岛屿上找到海民的足迹。几百年来，海民赖以生存的工具和配备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根据过去曾到这里来的人士形容，海民主要以海为家，擅长航海和捕鱼，他们常用以捕到的鱼获和往来的船只换取日常用品如刀和烟草等。有些海民也盗窃或掠夺商船上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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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 | 海岸与河流 以海为生的年代 马来群岛的岛民们在往返各岛之间都需要配合季候风的转变。文献《马来纪年》中有记载，室利帝利般那（Sri Tri Buana），又名山尼拉乌他马（Sang Nila Utama），因为遇上一场风暴而无意间发现了这座岛屿。他被岛上洁白无瑕的沙滩所吸引， 当在他在上岸时，见到一头类似狮子的动物，于是决定把这座小岛命名为“新加坡拉”（即梵文“狮子城”的意思）。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小岛第一位统治者。
当时的岛民大多聚居在新加坡河沿岸，而“海民”们却选择居住在 “龙牙门”附近一带的水域。龙牙门指的是两块原本伫立在南部海峡入口处的礁石，具体所在地相信是今天的新加坡岌巴港。14世纪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就形容龙牙门附近的海盗十分猖獗，“回程之际，至吉利门……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人为所戮，货为所有”。 1299年，室利帝利般那从民丹岛来到淡马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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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道具可看出14世纪的新加坡已经有金属加工、玻璃制造、陶器制作等早期工业。制成品可能供当地岛民使用或出口外销。 以陶器制作为例，至今考古人员仍未发现大窑炉或其他有高温热源供应的迹象，相信当时尚未有高温烧制器皿的技术。工匠可能就地取材，利用现有的技术，以较低温度烧制陶器。例如玻璃，只要摄氏700度便能熔化玻璃然后再造，从而取代以 1400度高温熔化砂石来制造玻璃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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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带嘴壶称为“军持”（kendi，马来语，由梵文kundika演变而来）。在14世纪的新加坡，人们用它来储存食水，或作为净水瓶（在宗教仪式上洒圣水）使用。 据说，19世纪时候的勿拉士峇沙（Bras Basah）一带盛产高质量陶土。的陶所烧制的。，。本地制作的军持用的陶土原料很可能是来自这一带。除此，本地也生产祭祀用的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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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 禁山 传说的皇宫，神圣的陵墓 今日的福康宁山，据说是室利帝利般那的墓地。根据《马来纪年》记载，室利帝利般那是14世纪新加坡拉的首位统治者，他在福康宁山上建造了辟有内外两殿的皇宫。汪大渊形容此处的地势“若缠若断，起凹峰而盘结，故民环居焉”。 1822年，来自英国的第二任驻扎官约翰克劳福（John Crawfurd) 在这座山的北面和东面山坡发现城墙遗迹。当地人都把这座山称为禁山，相传有古代灵魂盘踞，故不时会传来“似是千军万马之喧嚣……鼓声沸腾，人声呐喊”。到了1850年代末，英国殖民政府为兴建官邸而修平了福康宁的山顶，唯独马来皇室的圣墓（keramat）被保留下来，至今仍伫立在福康宁山顶一隅，供人朝拜。 1325年，龙牙门（即新加坡）的子民向元朝进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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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 这里展示的是14世纪一座“肯迪”（candi）庙宇的轮廓，图样绘制曾参照同时期东爪哇庙宇里的浮雕。根据研究，这座庙宇很可能就坐落在福康宁山上，它以石砖作地基，以木质材料作为建筑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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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 金耳饰、金臂箍 14世纪 福康宁山（禁山） A-1570A
这些是1928年出土的金饰。
这里展出的环状物是一对金耳环，带有锁扣和铰链。 金臂箍则采用狮面守护神“卡拉”（kala）的凸纹设计。这种风格的纹饰常见于8世纪至14世纪爪哇寺庙的入口处。臂箍附有弹性链条，可惜被发现时已破损。一尊在西苏门答腊发现的14世纪中叶国王雕像的腰部，也有类似的金饰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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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 无头骑士 14世纪 新加坡河北岸 2002-00431 这件爪哇式骑士造型文物是同类文物中绝无仅有的一件。这个双面对称的塑像立于一底座上，骏马带翼，骑士端坐马鞍，腰间围着纱笼，裸露着上半身和小腿。遗憾的是，骑士头部已遗失，无法还原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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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 《马来纪年》（马来编年史） 19世纪 纸 xxxx-02325 《马来纪年》的作者是柔佛苏丹王朝重臣敦室利兰能（Tun Sri Lanang）。此书记录了14世纪至16世纪新加坡与马六甲王朝的事迹。 自从《马来纪年》面世以来，几经传抄和编辑，流传至今的手稿大部分都来自19世纪。这里展出的是以爪夷文撰写的《马来纪年》原稿。而希勒别教士(Reverend Dr W. S. Shellabear)所收藏的《马来纪年》1896年版本也是以此手稿为基础修订的。希勒别教士的《马来纪年》英译本至今仍流通于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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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 犀鸟 （马来语burung enggang）是马来半岛常见的一种 鸟类，由于头上长着其一个有如象牙般坚实的盔突或冠角，适合雕刻，因此在东南亚一带常被制成指环、耳塞和药物等，或者出口到中国，用来制作胸针或鼻烟壶等。 十三、四世纪时，常有中国商贾到淡马锡或苏门答腊巨港寻找犀鸟盔突。１４世纪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把福康宁山称为“班卒”，并描述“班卒出产上等犀鸟盔突”。 犀鸟冠角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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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 日渐兴盛的港口贸易站 贸易、陶瓷、金器 14世纪的淡马锡或新加坡拉，其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多居住在山上，而其他岛民则聚集在新加坡河一带。海民则集中在龙牙门附近（今直落布兰雅一带）。汪大渊曾提到在淡马锡这座岛屿上，中国人与当地 “番人”毗邻而居，长期相安无事。 汪大渊也形容岛民本性“俗质”，即淳良诚挚，并以“锦缠头，红油布系身”来描述岛民的打扮。从出土文物中可见河岸聚居地的贸易活动相当蓬勃。玻璃、红铜、青铜、铁等均为岛民制作的商品，也有从中国进口的瓷器、石器和陶器等，年代可追溯到元朝及明朝。 14世纪末，淡马锡遭到外来者的侵略，岛民纷纷弃家逃亡。之后的淡马锡几乎空无人烟，仅剩聚居在新加坡河口的一小撮岛民在这荒凉小岛继续生活了200年。 1390年代，淡马锡遭外来者侵略，依斯干达沙王（Sultan Iskandar Shah）弃岛逃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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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 马来火炮 1800年代 金属 2001-01630, Z-0047-A 马来火炮的生产与制造可追溯到15世纪。文莱、马来半岛的丁加奴（登嘉楼）、亚齐王朝的苏门答腊、巨港、米南加保等，均设有火炮制作坊。这些火炮需顺应本区域情况加以改良，例如用于马来城堡炮台和海盗船上的火炮，外形较为小巧、轻便。 马来火炮的长炮管，一端是装火药的后膛，另一端则是炮口，由转轴支撑炮身重量。炮身也刻有花草图样，有些炮口设计成鳄鱼口，也有设计成飞龙或海豚模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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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 | 远洋而来的欧洲商船 马来苏丹、船长、香料贸易 《马来纪年》中记载，新加坡在14世纪遭到外来者的侵略，依斯干达沙王弃岛逃生，辗转到了马六甲建立马六甲王朝，并派遣水师将军（laksamana）驻扎在新加坡。 1511年，葡萄牙在东南亚一带扩张其殖民势力，因觑见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而抢占马六甲，掀开欧洲列强在这一区域的殖民统治斗争。当时的新加坡属于柔佛廖内苏丹王朝。葡萄牙为了马六甲海峡南部入口的控制权而想侵占新加坡，与马来统治者展开争夺战。葡萄牙文献中记载，17世纪初已有港口总督（shahbandar）驻扎新加坡。 17世纪间，荷兰人开始在本区域扩张势力，并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与葡萄牙人，当地的马来统治者，亚齐与布吉斯族等多方不同势力争夺本区域的贸易掌控权。最为戏剧性的一次交锋是在1603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两大欧洲强国的战船，就在樟宜岸外水域对峙。 1620年，荷兰佛兰芒商人雅克库尔（Jacques de Coutre）向葡萄牙献议，在新加坡兴建贸易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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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半岛上的几个早期王国如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柔佛，皆有自家通行的金币。这些金币按含金量分为两种面值，分别是古邦（kupang）和依马士（emas）。 一个古邦大概含有9至10格令（grain）重的黄金，一个依马士则有36至40格令重的黄金 1700年代末，英属东印度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造币厂也开始铸造钱币，并流通于新开埠的槟城殖民地。东印度公司铸造的钱币则采用银和铜铸造，面值较小，有 ¼ 元、 1/10元、半分及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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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 英国直辖殖民地 （1819年 – 1941年） 1819年，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和威廉。法夸尔少校 （Major William Farquhar）登陆新加坡，与当地的马来统治者订立条约，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莱佛士当时宣布这个英属贸易站为自由港，对各国来往船只一律免征关税。此举让这座岛屿贸易港迅速繁荣起来，吸引了大批远至阿拉伯和非洲的海外客商。到了1850年代，新加坡已是东南亚的贸易中心。 1867年，新加坡与马六甲、槟城两地，成为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三大直辖殖民地，统称“海峡殖民地”。随着大英帝国势力日益壮大，新加坡也水涨船高，许多移民从马来群岛、中国和南亚等地涌来。这些外来移民有的是为贸易而来，但大部分是为了养家糊口在港口，种植园和马来亚的矿场工作。 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业一片盛景，确实带动了新加坡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也提早奠定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到了1919年，新加坡欢庆开埠百年之时，这座小岛已蜕变为现代化城市，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干船坞，以及现代社会必备的许多便利设施如电源、汽车、国际电报和通讯设备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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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 商业中心 （1819年 – 1867年） 打造自由港，“摧毁荷兰垄断的魔咒” 这个大英帝国直辖的自由港，自开埠以来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五年内，新加坡人口激增至万余人，从西部的直落亚逸延伸至东部的加冷港口，挤满了来自马来群岛、亚洲和欧洲的商船。这些船只满载货物而来，其中有印度的布匹和鸦片、中国的丝绸、茶叶以及陶瓷器，也有海峡殖民地的土特产如香料、珍珠、燕窝和龟甲等。 随着商船前来的还有中国和英属印度的劳工。他们抵埠后几乎扛下所有开荒、搬运、城镇建设等苦活。到了1830年代，华族已形成新加坡最大的族群，而华人“头家”（商人）主掌了19世纪的商贸活动。同阿拉伯、亚美尼亚、欧洲和印度的商人一般，华商涉足的业务包括区域贸易、地产、鸦片、胡椒以及甘蜜种植。 1819年，英国在新加坡开埠设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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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 | 史丹福莱佛士爵士 现代新加坡“创始人” 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未来到新加坡之前，获英属东印度公司派驻马来群岛将近14年。1811年，他指挥英军攻战爪哇成功，先后受委为爪哇副总督（1811年–1816年）及明古鲁 (Bengkulu) 副总督（1818年 – 1822年）。 英国人崇尚自由贸易，莱佛士则看准中国贸易利润丰厚，一心想要建立另一个港口来控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他也对马来亚历史深感兴趣，希望传说中的马来之都淡马锡（新加坡拉王朝）能重现昔日的繁华。1819年，莱佛士在威廉法夸尔少校（Major William Farquhar）的陪同下，出发前往廖内的林加群岛（亦译为“龙牙群岛”）考察，最后决定在新加坡建立新港口。他与苏丹胡申（Sultan Hussein）及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ong Abdul Rahman）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继而委任法夸尔为首任新加坡驻扎官，自己则回返明古鲁。 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待了大约九个月，大部分时间是介于1822年至1823年之间。他在新加坡留下的政绩，包括制定城市规划蓝图整顿市容，建立现代法治以及创办“新加坡书院”（现在的“莱佛士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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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 | 汤姆士。史丹佛。宾利。莱佛士爵士的肖像 1912年 约翰。亚当逊临摹乔治。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原作而成（1817年） 油画 HP-0034
年轻的莱佛士显得气宇轩昂，自信儒雅，手中的稿纸、身旁写字桌上的纸张、墨水、鹅毛笔，还有来自爪哇的雕塑，在在突显了他的学者风范。 这幅画出自英国肖像画家乔治弗朗西斯约瑟夫（George Francis Joseph）之手，于1816年完成；当时莱佛士刚卸下爪哇副总督一职回返英国。莱佛士返乡后，致力完成他的巨著《爪哇的历史》（The History of Java）。此著作于1817年问世，在伦敦大受欢迎，莱佛士因此获封爵位。 这里展出的约翰亚当逊（John Adamson）临摹肖像，曾于1912年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展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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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 莱佛士爵士致亚登布克上校的信件 1819年6月10日 纸张 XXXX-02730-002 这是莱佛士第二次到新加坡时写给已故威尔士夏洛特公主的侍从武官约翰彼得亚登布克上校（John Peter Addenbrooke）的信件。莱佛士在信中把新加坡比喻为“我的亲生孩子”，并直言“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具优势的地方”，意指新加坡地处马来群岛中心且距离中国不远的优越地理位置。 莱佛士在信件背面强调自己的目的在于贸易，而非扩张版图；他期许这个自由港能“最终打破荷兰人垄断贸易的魔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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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 史丹佛莱佛士爵士与苏丹胡申及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署的《友好联盟条约》 1819年2月6日 复制品 DP-0146a - f 这份条约标志着新加坡正式走入殖民地时代。条约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以拥立胡申为新加坡苏丹作为交换条件，并让苏丹胡申和天猛公(Temenggong)在殖民地贸易中分一杯羹。这里展出的是条约副本，正本相信仍保存在柔佛。 条约签订后，其合法性却受到荷兰人的挑战，他们坚称新加坡属于荷兰领地而不承认条约。两国交涉数年后，终于在1824年签署《英荷条约》（Anglo-Dutch Treaty），把马来群岛划分为英、荷两大势力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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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 威廉法夸尔少校 首任驻扎官 苏格兰籍的威廉法夸尔少将原为东印度公司旗下私人军队的官员，曾在印度与马六甲任职，并于1803年出任马六甲驻扎官。1818年，马六甲归还荷兰后，法夸尔开始和廖内王朝的协商。由于深谙区域政治，法夸尔和莱佛士顺利与马来统治者达成协议，在新加坡订立了1819年条约。 法夸尔受委为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由于他在马六甲颇得人心，因此吸引了很多贸易商、工匠和劳工随之前来谋生。短短两年内，新加坡人口就增长到5000人，港口贸易额则达到800万西班牙元。 不过，法夸尔与莱佛士在新加坡的治理上出现分歧。例如，法夸尔不顾莱佛士定下的城市规划蓝图，也不理莱佛士的反对，把赌博和奴隶买卖合法化。1823年，莱佛士解除了法夸尔的职务。法夸尔回返英国后，极力争取东印度公司承认他为开辟新加坡的功臣，不过最终宣告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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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 | 威廉.法夸尔中校肖像 约1830年 复制品 John Bastin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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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 | 法夸尔抵达新加坡之前曾是马六甲的驻扎官兼指挥官 （1803年–1818年）。画中的马六甲古堡是葡萄牙在1511年攻占马六甲后建立的，因而成为欧洲称霸马六甲海峡的标志。 1641年，荷兰势力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后，对城堡作了改进。1795年，英军从城堡的东南门（见彩色铜版画）进入，接受荷兰的投降。英方随后在1807年下令摧毁这座城堡，以免敌人由此而威胁到另一个英属殖民地槟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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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 | 银制餐桌饰盘 1824年 银质、玻璃 1994-00053-001 to 010 这个银制餐桌饰盘是新加坡华人社群赠送给威廉法夸尔中校的离任纪念礼物，这显示法夸尔在治理新加坡期间深得亚裔社群的爱戴。 饰盘是由当时伦敦银器铸造公司“布里奇与朗德尔”（Bridge & Rundle）铸造，共有三个烛台，中间的水晶碗可摆放水果。这类饰盘是当时英国富裕家庭餐桌上常见的摆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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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 | 文西. 阿都拉 早期新加坡的见证人 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原名阿都拉宾阿杜卡迪尔（Abdullah bin Abdul Kadir），是著名的马来文学家，也是精通多种语言的书记。新加坡开埠不久，他便从马六甲南来。他的自传《阿都拉传》（Hikayat Abdullah）是新加坡最早也是最详尽的是重要历史文献之一。 阿都拉自幼学习马来文、阿拉伯文、淡米尔文和兴都文，因此博得“文西”（Munshi，意即“语言教师”）的称谓。他在1811年就结识莱佛士于马六甲，后来因为通晓英语，在新加坡当了莱佛士的书记。阿都拉也同时担任殖民地官员、商人以及传教士的教师、翻译和通译。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他对欧洲贸易和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 《阿都拉传》记载了作者与莱佛士、法夸尔、欧洲人以及新加坡居民接触的谈话与体验。文西阿都拉也把当时的科技发展例如蒸汽船的发明等收录书中。此外，他也特别关心殖民主义对马来社会造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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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 | 约翰克罗福 城市建设的推手 约翰克罗福医生（Dr John Crawfurd）的经历也和前任驻扎官法夸尔中校相似，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多年，在1823年受委为新加坡的驻扎官。在维持新加坡自由港的地位之际，他也必须征税以资助城市的运作。克劳福于是发放了典当行和火药、鸦片、烟酒贩卖等执照，同时把赌博合法化。他也下令建造公路和桥梁，并创办新加坡第一份报章《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 更重要的是，随着1824年《英荷条约》的签订，荷兰承认新加坡归属英国后，克劳福逼迫苏丹胡申和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署新条约，把新加坡的全部主权和财产割让给东印度公司及其继承者。这项条约正式把新加坡割让给了英国，结束了马来王室的统治。 克罗福在1826年卸任后，返回英国，继续活跃于政坛，积极为新加坡争取成为直辖殖民地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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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 | 有别于前任驻扎官法夸尔的作风，约翰.克劳福(Dr John Crawfurd) 是一位疾言厉色的行政官，对马来风俗习惯的容忍度较低。对于法夸尔准许的斗鸡活动和奴隶制度，他一概禁止。此外，蒙西阿都拉形容克劳福“摆架子，毫无耐心倾听啰里啰唆的投诉”。 1824年，克劳福对苏丹胡申和天猛公阿都拉曼施压，迫使他们签署条约把新加坡正式割让给英国。之后，他在新加坡和周边岛屿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航行，正式接管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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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 在华利山上回望新加坡 1856年 珀西卡彭特 油画 HP-0049
这幅画描绘了新加坡河畔大部分的定居点以及内陆地区。画中站在华利山(Mount Wallich) 上 （此山于19世纪后半叶被夷平）由侍从撑伞的人物，可能是经常前来新加坡的廖内林加苏丹马末。 油画画家珀西卡彭特(Percy Carpenter) 曾旅居新加坡将近一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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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 | 早期的旅客 新加坡最初掠影 随着新加坡成为本区域必经的停靠港，来自世界各地、身份各异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包括探险者、博物学家、调查员和科学家。其中一些旅客把在新加坡看到的景物风光载入自传、回忆录、报告或者收入画中。例如，英国海员乔治温莎厄尔在他的著作The Eastern Seas（1837年）提到： “新加坡就是整个马来群岛、甚至整个印度次大陆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中国人、马来人、武吉士人、爪哇人、巴厘人、孟加拉和马德拉斯人、帕西人、阿拉伯人，以及非洲人，在几英里路的范围内到处可见。” 这里展出的画作来自水彩画集Erinnerungen on Singapore gem von E. Schlüter（画家施吕特笔下的新加坡回忆，1858年）。欧洲画作中鲜少出现亚洲居民肖像，因此这些画作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记录。不过，如同其它欧洲画作，这些画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高度程式化、东方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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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 | 这些画作来自水彩画集（《画家施吕特笔下的新加坡回忆》，Erinnerungen on Singapore gem von E. Schlüter， 1858年）。关于施吕特的资料不多。虽然他笔下的亚洲人形象有些奇特，但其作品却不失为19世纪中叶新加坡的文化习俗和各类职业的重要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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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 | 佘有进 新加坡“甘密王” 出生于中国汕头的佘有进，1823年乘坐帆船南下新加坡，当时他充当船上的文员。登岸之后，由于工作的缘故，他在马来群岛一带漂泊了数年。后来在新加坡开设了商行，做起海峡土产代理商，成为欧洲和马来群岛贸易商的中间人。 1835年，佘有进开辟新加坡首个大型胡椒和甘密种植园，园地从里峇峇利路一路延伸到武吉知马和汤申路，全长13公里。英国染色与制革工业的兴起，对甘密的需求增加，甘密价格也水涨船高，佘有进的业务日益兴隆。因种植甘密致富，佘有进因此被人称为“甘密王”。 佘有进是潮州社群十分敬重的领袖。他出资兴建粤海清庙，也是第一个潮州公会（今日的义安公司）的领导人。十九世纪中叶，新加坡发生帮会纠纷引发暴乱，殖民地政府无法维持秩序，要求佘有进等华人领袖出面调解才得以平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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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 | 1819年英国人到新加坡开埠设贸易港时，已有约20座由华人和马来人开辟的甘密园。到了1830年代，全岛的甘密园已激增至大约350座。 南来的华人种植商偏爱种植甘密和胡椒，因为这些农作物的的收成回报快，也无需特殊的种植技术或经验。甘密废料正好充作种植胡椒所需的土壤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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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 | 商用代币是新加坡商人在开埠后推出的货币制度。这是商人们为了应对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政府没有供应足够的辅币而采取的措施。辅币短缺主要是因为东印度公司政府坚持使用印度卢比，即使遭到本地贸易商的反对，仍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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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 | 来自英属印度的罪犯 城市的拓荒者 1825年至1873年之间，殖民地官员把大批印度罪犯运送到新加坡当廉价劳工，建设这座海港城市。到了1850年代，本地已有约3000名罪犯，其中大多数来自英属印度三大管辖区马德拉斯、孟加拉、孟买，还有锡兰。 因为熟悉欧式建筑的方法，被流放到本地的囚犯也参与建筑工程。他们除了修造公路，也清除新加坡河周边的沼泽地，以兴建商业广场（现今的莱佛士坊）和哥烈码头。早期“欧洲城”内的圣安德烈教堂、总督府（现今的总统府）以及位于福康宁山的政府办事处等，也都是由这些囚犯所建造的。 这些罪犯虽然全关押在勿拉士峇沙路的监狱里，不过视个别的罪行轻重和行为态度，他们仍可享有一定的自由。这些罪犯获释后，有的继续为公共工程局效力，有的则用积蓄做点小生意或买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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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 | 石砖 19世纪 照片复制自麦奈尔(McNair) 著作“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1899年） 这些石砖取自19世纪位于勿拉士峇沙路的监狱遗址（现为新加坡管理大学部分校舍）。监狱里关押了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和苏门答腊的明古连（Bencoolen，现称明古鲁‘Bengkulu’）流放到这里的印度罪犯。 罪犯们在新加坡开埠后的不久抵达。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建造了许多标志性的建筑物如霍斯堡灯塔和莱佛士灯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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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 | 苏丹胡申 新加坡首位苏丹 胡申沙（Hussein Shah），也称为东姑隆（Tengku Long），是苏丹玛末（Sultan Mahmud，统治时期：1762年–1812年）的长子，他管辖的范围包括廖内、林加、现代新加坡以及柔佛。胡申在父亲逝世时不在廖内，因此武吉士副王乘势拥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即位。 不过，胡申获得柔佛天猛公阿都拉曼的支持。两人于1819年同莱佛士签订条约，以准许英国在新加坡设立贸易港，换取英国支持胡申即位，莱佛士也付给予苏丹胡申和天猛公丰厚的酬劳。五年后，苏丹胡申和天猛公与驻扎官约翰克劳福签署了另一项条约，大幅增付他们所获得的现金回报，但也同时完全丧失了对新加坡的统治权。 从许多记载来看，苏丹胡申被描绘成一个软弱的傀儡，一生过着放纵奢靡的生活。他最终移居马六甲，并在1835年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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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 | 天猛公阿布峇卡 1866年 苏格兰画家塔弗纳·诺特 布面油画 HP-0020 伊布拉欣之子阿布峇卡(Abu Bakar)于1862年继承父位，出任天猛公。他在吸引新加坡商人到柔佛开辟种植园方面有功，也喜欢周游世界，曾到访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地。他和英国政府交涉，让英方承认他为柔佛苏丹，从而享有“现代柔佛之父”之称。 这是阿布峇卡在1866年首次访问英国期间，由苏格兰画家塔弗纳·诺特(1816-1890)在爱丁堡为他绘制而成的肖像画。画中的阿布峇卡穿着当年和维多利亚女王会面时的同一套礼服，他右侧摆着的印度之星勋章（Most Exalted Order of the Star of India）是女王颁发给他的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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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 | 黄亚福的肖像 1924年 亚历山大柯克 (Alexander H. Kirk) 布面油画 Mrs Vivienne Tan,夫人惠借，以纪念 SY Wong先生 黄亚福从广东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落户新加坡后白手起家，后来在柔佛和新加坡建立事业，从事建筑承包、种植园及银行业。他与柔佛苏丹阿布峇卡私交甚笃，承建了柔佛多所皇室住宅和政府大楼，当中包括柔佛大皇宫(Istana Besar)。 黄亚福在新加坡为苏丹兴建了泰瑟尔王宫（Istana Tyersall），迄今仍伫立原址的维多利亚纪念堂也是他所承建。新加坡第一家本地银行广益银行，就是由黄亚福在1903年创立的，他为华商在新加坡开设银行开了先河，也象征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起步。 这幅肖像是画家亚历山大柯克(Alexander H. Kirk) 依据黄亚福摄于1910年的照片为而创作的。柯克于1923年接受亲戚（时任海峡殖民地大法官沃尔特肖爵士Sir Walter Shaw） 之邀，来到新加坡，受黄亚福之子 SY Wong.委托完成这幅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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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 | 早期的新加坡水域，海盗横行，对往来船只构成严重威胁。马来海盗凶残地攻击来自欧洲、中国和马来群岛的船只，掠夺财物，并且滥杀船员或把他们当作奴隶贩卖。 然而，当今有学者认为这些“海盗”实为长期在海上拥有主权的马来领导人及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因为英国势力扩张而受到威胁，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对过往船只发动攻击。学者们指出，这些“海盗”掠夺船只财物，不过是为了行使他们向往来船只征税的惯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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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 | 殖民地时期，海盗活动猖獗。这些海盗(俗称海民Orang Laut) 一般来自新加坡和马来群岛，也有来自苏禄群岛的依拉农族 (Iranun)。英军和荷军都曾大力打击海盗的据点，以图剿灭这群海上的掠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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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 | 里维尔铜钟 1843年 铜铸 xxxx-04141 这座铜钟的铸造者是美国波士顿爱国志士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当年美国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约瑟夫马里士他(Joseph Balestier，任职于1837年–1852年)是里维尔女儿玛丽亚 (Maria) 的丈夫 。
玛丽亚将这座钟捐赠给圣安德烈教堂，条件是教堂每晚八点必须敲钟，提醒还在城里游荡的水手返回船上，并让居民在夜里提高警惕，慎防劫匪和袭击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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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 | 政府大厦前大草场 1851年 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 (John Turnbull Thomson) 帆布油画 霍尔琼斯夫人(Mrs. F. G. Hall-Jones) 惠赠 HP-0054 这幅画显示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the Padang）是当年社交活动的中心。画作虽想体现出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浪漫理想，但画中的欧洲人或骑马或坐车，全属于高尚的阶层，而亚裔平民在大草场或站或坐，这种不期然的对比，隐约暗示欧洲人才是这个殖民地的当权者。
汤姆森于1841年至1853年期间担任新加坡首任官方土地测量师，也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画家，所绘制的部分画作成了早期殖民地风貌的重要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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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 | 赛义德奥马尔阿裕尼 信仰虔诚的商人 赛义德奥马尔阿裕尼（Syed Sharif Omar bin Ali Aljunied ）是最早到新加坡经商的阿拉伯贸易商之一。阿裕尼来自也门的哈德拉毛（Hadhramaut）地区，1816年到苏门答腊谋生，靠售卖香料发迹。他与哈德拉米贸易商建立的区域联系网从红海一直延伸至马来群岛。此外，身为回教徒，同时也是“赛义德”（即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代），他深获马来统治者的信任。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阿裕尼就与叔叔定居于此。通过贸易与房产投资，他的生意日益繁荣。阿裕尼也是人们敬仰的宗教领袖和慈善家。他在1820年出资建立了本地第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奥玛甘榜马六甲回教堂（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也捐地兴建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以及一所平民医院（后来的陈笃生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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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 | 早在新加坡开埠之前，阿拉伯商人已活跃于东南亚一带。17世纪时期，位于苏门答腊的亚齐，不但是东南亚群岛西部最强大的王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回教中心，因此吸引了不少阿拉伯商人前来经商。 18世纪中叶，居住在苏门答腊巨港(Palembang)的阿拉伯移民成为苏丹的贸易代理。1820年间初期，赛奥玛阿裕尼 (Syed Omar Aljunied.)随同首批来自巨港的阿拉伯贸易商抵达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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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 | 19世纪时，前往麦加朝圣的马来群岛回教徒必须过境新加坡，再转乘蒸汽船到麦加。当时的蒸汽船业多被本地阿拉伯人如赛奥玛阿裕尼和赛莫哈末阿末阿沙哈(Syed Muhammad bin Ahmad Alsagoff) 所小。 归来的朝圣者为了偿还旅行欠下的债务，有时得为阿拉伯人打工。打工地点包括阿沙哈在柔佛西南部的龟咯岛(Kukup island) 上的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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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 | 陈笃生 非凡的“头家” 从马六甲迁居新加坡的陈笃生是一位峇峇（也即土生华人）。他原以卖菜为生，白手起家后，成为海峡殖民地最著名的“头家”（华商）及慈善家之一。
因其峇峇背景，陈笃生不但能说多种语言，而且交游广阔，和不同族群的商人通商均无往不利。后来，他和英国商人合伙投资房地产，获得丰厚的回报，渐渐积累财富。
陈笃生乐善好施，尤其关心社会贫民。他为贫民建设了一所平民医院（后来的陈笃生医院），自1843年至1850年逝世为止，他出钱安葬了超过千名客死街头的华族贫民。此外，他也捐款资助建设天福宫。天福宫成了华人社群的聚集地，尤其是福建人。，初到本地的中国移民也来这里进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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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新加坡流通的货币很多。最通行的货币之一是西班牙银元。西班牙银元 是菲律宾于16世纪成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引进本区域的。此外，荷兰货币的使用率也颇高。 1822年，为了抗衡西班牙银元，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把印度卢比设定为新加坡的标准货币。然而，此举却遭到新加坡商人的抗议，他们认为西班牙银元是本区域最通行的货币，改用印度卢比必然影响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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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海的年代，贸易活动的进行，取决于季候风的风向。来自中国的平底帆船和英式快速帆船乘着十一月至二月的东北风纷至沓来。开往中国或印度的船只则须待到四月份西南风刮起时才启航。
同样地，马来群岛的商船也得依赖不同的季候风。每年的六月至九月份，是来自婆罗洲的商船，九月、十月是武吉士的“巴德瓦冈船”(padewak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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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 | 港口城市（1867年 – 1900年代） “东方利物浦” 1867年，新加坡连同马六甲和槟城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之后的数十年里，迅速发展为一个与世界各地紧密联系的城市。随着蒸汽轮船的普遍、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新加坡的贸易量在1873年至1913年间增长了八倍。 新加坡和大英帝国的关系也在逐步深化。1870年，随着与英国电讯的开发，带动了国际银行交易，也加快了信息的传递和交换。1874年，英国与霹雳州签订《邦咯条约》（Pangkor Treaty），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对马来半岛的控制权，为新加坡带来更多贸易与投资的机会。 到了1900年代，新加坡总人口激增逾22万5000人，比1867年多了整2.5倍。这当中，有些人致富了，但绝大多数的人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挣扎求存。 因此，社会矛盾偶有发生，例如1876年的“邮政局大暴动”和1888年的“‘五脚基’暴动”。 1867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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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 |
19世纪末叶，新加坡河及海滨以西至直落布兰雅(Telok Blangah)一带是商业活动聚集点，四处可见在进行买卖的商贾和勤奋工作的苦力，南来的新移民也在附近的庄士敦码头登岸。 随着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通航，横越海洋彼岸到新加坡来的蒸汽船络绎不绝。位于直落布兰雅的新深水港（现为吉宝港）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欧洲商人前来贸易。当时最大的港口经营公司是丹戎巴葛船坞公司，1879年就拥有占地300英尺的码头，拥有两个维修船只的干船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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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 | 人力车夫 沿街挨户的接送生涯 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没受过教育但身体健壮的华族移民，一般都会去当人力车夫。装置了两个大轮子的人力车， 于1880年至1930年代之间由日本传入，是人们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 人力车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因为车资低廉（19世纪末是每英里6分钱），而且可以从市镇到乡村，跑遍全岛各个角落。人力车夫的生活十分艰苦，每日工作长达10至12小时，只能赚取三四毛钱。乘客高矮胖瘦都有，人力车夫必须天天任劳任怨地拉着几百磅的重量，以“骏马健行”的速度奔走全岛接送。 这份工作对体力的要求甚高，因此苦力们一般做个五到七年就返回中国老家。从事这个行业的原本以广东和福建人居多，到1900年，则以福州和兴化籍车夫为数最多。
人力车 19世纪末叶 综合材料 FL-0423 人力车，又称东洋车或黄包车，最早起源于1868年的日本。“人力车”一词也是从日文"jinrikisha"的汉字沿袭而来。人力车约在1880年引进新加坡，成了当时人们最主要的廉价交通工具。 当年的人力车或是从日本进口，或是由本地制造，不过后者的质量一般比不上进口的。由于新加坡气候炎热，再加上高使用率，人力车如果保养得好，最多可耐上五年。这里展示的是一部单座人力车。 新加坡街头见闻 视频所见的档案影像是20世纪初在新加坡所拍摄的。人力车是那个年代的主要交通工具，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人力车穿梭在马车和牛车之中。 档案录像片由新传媒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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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 |
林文庆医生 医生、学者、社会改革者 林文庆医生，为新加坡的英国人与华人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 促进了解。 这位海峡土生华人（俗称“峇峇”）是获颁英女王奖学金的第一位华人，负笈英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93年，林文庆学成归国后，在直落亚逸街开设私人诊所。两年后，他受委出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委员时年仅26岁。 1896年，林文庆领导一个调查委员会，深入调查大部分民众面对的恶劣生活条件问题，并建议先从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着手。他的事业成就斐然，曾任太平绅士、市政委员以及华人参事局参事。林文庆促使殖民地政府正视贫困民众的生活问题；对“社会四大罪恶”——赌博、酗酒、嫖娼、抽鸦片烟，尤其关注。
林文庆医生为社会作出了诸多贡献，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叶促使社会正视贫苦民众的困境，让英国殖民政府认清平民百姓居住环境之恶劣，很多时候是好几户人家共住在一个拥挤的店屋楼层，或者生活在脏乱的村子里。 缺乏知识与贫困促使疾病蔓延，助长不良卫生习惯。例如“倒夜香”，意即用木桶收集粪便。市政当局尝试引进市镇污水收集系统，但收效甚微，直到1920年代，情况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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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 | 华人半身铜像 1939年 威廉.乔治.史德龄 青铜与花岗石基座 威廉.乔治.史德龄惠赠 这座无名的年长华族绅士头像是雕刻家威廉乔治史德龄（William G. Stirling）赠予新加坡的礼物。这座头像反映了史德龄构想中殖民地时代典型的富裕敦厚的华商形象。头像底座用本地花岗石制作，石上镌刻了中英文铭文，内容赞颂为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的繁荣做出贡献的人士。 史德龄1921年至1931年间担任助理华民护卫司。他乘工作之便，大量收集华族私会党的资料和文物，至今保留下来的大部分文物是他当年在突击搜查行动中搜获的。右边展览厅展出一部分史德龄的收藏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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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 | 威廉毕麒麟 华人的“护卫司” 毕麒麟是新加坡首位通晓中英双语的欧洲官员。他在1877年受委负责保护移民利益的事务，出任华民护卫司署首任护卫司，着手管制移民事务，制定政策要求劳工代理登记注册，加强实施劳动合同，并对雇主进行检查。
华民护卫司署也鼓励“新客”（新移民）向当局寻求帮助，而不是求助于友好结拜兄弟或秘密帮会（私会党）。当年帮会组织一般会为刚南来的“新客”找工作、谋福利，或提供各种生活上的援助。其实并非所有帮会组织均从事非法活动，但由于帮会组织往往须奉行种种仪式和帮规，对英殖民政府而言，一概视为“私会党”。
毕麒麟接手管治后，规定“友好”帮会组织向护卫司处注册登记，却也同时削弱了帮会组织的独立性。1880年代，一些私会党公然作奸犯科，1887年更爆发了私会党徒企图刺杀毕麒麟的事件。这次袭击事件导致毕麒麟头部重伤，不得不在隔年卸下官职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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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 | 海峡殖民地第14号通告复制品 1887年8月25日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NL 1108 这张禁令，是1887年华民护卫司毕麒麟遭潮州木匠蔡亚惜袭击而险些丧命后，向华族社群发出的。刺杀事件后，殖民地政府宣布暂停所有在公共场所举行的传统节日仪式，包括同年的农历七月中元节节庆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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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至1931年出任助理华民护卫司的史德龄在任期间所搜集的私会党文物，成为了今天的“威廉史德龄收藏”（the William Stirling Collection）。这个容器装着的是新成员入会仪式所使用的香案用具。 入会仪式的高潮是在坛前滴血盟誓，入会者也会就地剪掉辫子，以示其反清复明的决心。 此处展品均源自20世纪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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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会党的会员证都需要盖章，否则无效。这些印章一般是木刻，然后沾上朱漆或墨水，印在布条或纸张上。 此处展品均源自20世纪初叶
威廉史德龄于1921年至1931年担任助理华民护卫司。他之前在中国广东生活，后于1907年远渡重洋来到马来亚。1916年，他娶了一位著名华商之女为妻。 史德龄在任职期间，搜集了私会党的各类物品，其中一些就在这个展厅中展示。他也把自己的笔记编辑成三大卷。史德龄回返英国后，于1926年3月8日，以私会党为题在中国协会与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发表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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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 | 威廉.毕麒麟肖像 19世纪末叶 复制品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威廉毕麒麟于1872年抵达新加坡充当海峡殖民政府的中文翻译官。隔年，他陪同时任总督的沃德爵士（Sir Harry St George Ord）前往霹雳州调解华人私会党因争夺开采锡矿地盘而引起的冲突。这是他首次与海峡殖民地的私会党接触。 毕麒麟认识到一些帮会组织其实奉公守法，并为新移民提供了基本生活援助。不过，他坚持所有帮会组织向华民护卫司署注册，无形中削弱了这些“友好”帮会的势力。毕麒麟退休后，新任总督金文泰史密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立法关闭所有私会党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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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 |
史德龄搜集了超过一百张党员证、通告、表格以及收据。此处展出的义兴公司会员证就是收藏品之一，精美大气，具重要历史价值。私会党行事隐秘，为了避免党员身份曝光，许多重要文件用毕即销毁；所以史德龄收集并保留的这些文件愈发显得珍贵。 这些证件的格式类似贸易公司所用的公章。证件上的中文字也是以隐晦的代码替代，如不寻常的句法、汉字的不同排列或数码，来隐藏真实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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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 | 图解私会党入会仪式和盟誓 纸质 1996-02856 这张图片展现了私会党入会仪式的布局。其中也包含了私会党配合不同仪式用具的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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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 鸦片烟客 吞云吐雾之间 新加坡也与其它社会一样，逃不过鸦片的毒害。1900年，鸦片成为合法商品， 可公开贩卖，当时本地共有550家持有执照的鸦片馆。对广大劳工而言，无论在河边、码头、种植园、矿场或街上工作，都需要体力，抽鸦片可以让他们暂时忘掉疲累，继续出卖劳力。 据说“苦力”（音译自"Coolies"，意指劳工）每人每天吸食大约3分（35克）的精制鸦片，人力车夫所抽吸的鸦片量还要加重近一倍。由于消耗量大，很多劳工染上鸦片烟瘾，而英国政府直至1908年才肯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鸦片是门大生意。历史学家卡尔特劳基（Carl Trocki）甚至指出，没有鸦片，“可能就没有大英帝国”。新加坡殖民地时期的首个百年里，殖民地政府近乎四到六成的财政收入来自合法的本地鸦片商。这些鸦片商又把贩卖鸦片所赚取的丰厚利润转而投资到银行、保险和蒸汽船等业务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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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 | 店铺牌匾 20世纪初叶 木质 天香茶庄捐赠 2002-00400 曾在新桥路营业超过半个世纪的天香茶庄，在1980年代结束营业之前，是一个熟为人知的地标。无论是头家（老板）或是苦力，都爱到这来这里来买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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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 | 鸦片烟枪和水烟枪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叶 木质、银质、综合材料 S-0840, 2001-06541, 1992-00106, 2000-08803, 2000-08804 中式的长形鸦片枪不同于外形较小的水烟枪，其设计是为了吸入加热鸦片的汽体而不是燃烧鸦片。烟客把鸦片烟泡子放入烟枪内，再置于烟灯上加热吸食。鸦片烟烧完后，会在烟斗中留下烟渣。 英国人在马来亚经营的烟馆所供应的鸦片是放置在小铅管里的。烟贩子也把小剂量的烟渣贩卖给买不起鸦片的瘾君子，这种质量很差的鸦片渣对肝脏的损害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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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 鸦片烟榻 20世纪初叶 大理石镶嵌木床 2001-02536 一般相信自明代于1641年禁烟后，民间吸食鸦片的风气才开始泛滥。甚至很快的传到中国以外的区域，如印度及东南亚。马来语称精制鸦片为“chandu”。 在新加坡，一如其他地方，规模较大的鸦片烟馆里也有提供中国茶之类的服务。同样的，大型茶楼和妓院也为顾客提供抽鸦片烟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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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 |
贸易文件为当时在新加坡买卖的货物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反映交易双方之间的商业关系。期票由185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后称“印度新金山中国渣打银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发行。这种早期的交易程序显示现代银行服务业和全球金融联系网早在当时已经起了步。 人们可通过起诉通知书和行政担保书提供的信息中一窥当年司法程序的端倪。这张清单中列出了一名已故本地贸易商所有的货物，包括红布、铜钟、中国丝绸、玫瑰花露水水瓶、超过两千把中式扇子、珠子和纱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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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 | 夫人与仆人 “老爷要吃晚饭” 自1901年来，更多欧洲人前来马来亚工作和生活，随之南来的妇女也显著增加，大多是公务员、橡胶园主或锡矿雇员的妻子。在海峡殖民地，这些妇女被称为mems（memsahibs的缩写，意即 “夫人”或“太太”，是英属印度对已婚白人妇女的尊称）。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这些“太太们”的责任是管理家务事和佣人，生育并照顾小孩，直到孩子到入学年龄，再送回国上学。太太们闲暇之余，也为自己的社群举办社交和慈善公益活动。就这样，她们对欧洲男士和殖民地的“亚洲臣民”，发挥了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文明影响力”。 这些欧洲妇女们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所过的生活远比他们在欧洲时来得舒适。不过，殖民统治社会的阶级制度极其严格，妇女们可以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多，而且经常要面对男性的歧视，或被嘲笑为无知的弱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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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文件为当时在新加坡买卖的货物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反映交易双方之间的商业关系。期票由185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后称“印度新金山中国渣打银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发行。这种早期的交易程序显示现代银行服务业和全球金融联系网早在当时已经起了步。 人们可通过起诉通知书和行政担保书提供的信息中一窥当年司法程序的端倪。这张清单中列出了一名已故本地贸易商所有的货物，包括红布、铜钟、中国丝绸、玫瑰花露水水瓶、超过两千把中式扇子、珠子和纱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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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 | B. P. de Silva 为王室贵族打造首饰 Balage Porolis de Silva（简称B. P. de Silva）是僧伽罗族珠宝商，于1869年抵达新加坡。三年后，他在谐街（High Street）开设了自己的珠宝店，聘请了多名来自老家锡兰(斯里兰卡)的工匠。
不久，珠宝店就以制作精致的高级珠宝而远近驰名，其顾客还包括“国王、王储、公爵、苏丹和王公（印度君侯）”。B. P. de Silva公司在1890年代首次获得了皇家御用保证证书，曾经多次为英殖民政府打造珠宝， 作为献给英国王室成员的贺礼， 如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钻石庆典，1901年康沃尔及约克公爵夫妇到访新加坡。
De Silva在海峡殖民地的僧伽罗族群中的威望很高，受推崇为族群领袖。他热衷慈善事业，曾出资兴建新加坡市政大楼并为锡兰慈善组织慷慨捐款。他退休后回返锡兰养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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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B. P. de Silva与熟客及同事之间的往来书信，就可窥见他受人敬重的程度。熟悉他的人也记录了他对社会的许多贡献，例如约克公爵伉俪1901年到访新加坡时，B. P. de Silva是活动筹委会委员之一，并为约克公爵伉俪打造珠宝礼物。另外，他也分别在1911年与1922年，为新加冕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与其王后以及威尔士亲王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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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 | 现代（1900年代 – 1941年） “……莱佛士爵士的‘孩子’长大了” 到了20世纪，新加坡已然晋升为大英帝国的瑰宝。英国政府在这里开辟了现代化的港口，并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大的干船坞 – “英皇船坞”（the King’s Dock）。1923年，连接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新柔长堤竣工。为防止外敌入侵，英国人也建设军事设施保卫新加坡，这包括三巴旺海军基地。 马来亚锡矿和橡胶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增长。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新加坡却能在十年内取得经济复苏。到了1930年代后期，新加坡的人口已超过五十万，拥有汽车、影院和无线电等各种现代化设施。 这些现代化设施拉近了新加坡亚裔人口与家乡（如中国和印度）的距离，却也让他们接触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反殖民主义政治浪潮。有些人遂开始省思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身处像新加坡这样一个移民社会，应该忠诚于殖民统治者抑或是自己的祖国？ 1906年，新加坡市区首次通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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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 | 陈嘉庚与华校 陈嘉庚“倾家兴学” 祖籍中国福建同安县集美社（现厦门市集美区）的陈嘉庚，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发迹。他的业务包括大米贸易、黄梨罐头厂、房地产买卖和橡胶种植，享有“马来亚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of Malaya”）之美誉。陈嘉庚是位受人敬重的教育慈善家，他倾力办学，即使业务在经济大萧条时遭受打击，仍捐献巨资在新加坡和中国兴办学校。 陈嘉庚坚信教育是“立国之本”，让华人接受现代教育是“祖国”（中国）富强之道。他在新加坡先后创办了七所华校，包括本地第一所华文中学：华侨中学。这些华校不再以方言,如闽南语（福建话）教学，而是改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课程以中国大陆学校教学内容为依据。陈嘉庚也出资捐助福建老家的多所小学，并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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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 |
1880年代末的新加坡，学校数量不足而且大多只收男生。 政府因此颁布教育法规，同时设立教育局，兴建了多所中学以及马来男校。以便改善新加坡的教育情况。 与此同时，民办的华校、淡米尔学校以及马来回教学校也纷纷成立，课程内容也与时并进，包含了英语、数学、地理、历史等科目。最终，报读非英语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超过了英语源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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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
自1912年中国国民党上台以来，新加坡华文小学的课程更侧重于品格教育和基本的读写能力；华文中学则着重灌输奉献社会的精神。当年的华文课本大多从中国进口或私运进 来，英国当局对这类教材存有疑虑，指这些课本含颠覆性内容，对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殖民政府随后颁布禁令，禁止学校使用中国教程与课本，让教育部自行出版华文课本。不过，这些课本并不受本地华校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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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 思潮觉醒的新生代 专业人士、权威专家、政治活跃分子 十九世纪末叶，新加坡已有越来越多的亚裔族群人士（以男性居多）当上了医生、律师、文员、官员和商人。这些专业人士接受的是英文教育，穿着打扮像欧洲人，出入俱乐部、阅览室、赛艇会和社交聚会，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本地和外国报章、杂志、宣传册子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以英语为媒介语，也出现其他亚洲语文。 更开放的社会氛围，让教育水平较高的亚洲族群逐渐受到民族主义思潮和各种政治理念所影响。更多人开始反思国家民族、公民权力、帝国主义等概念的意义。1914年，英文报章《马来亚论坛报》（Malaya Tribune）创刊，旨在为马来亚出生或定居的华、巫、英、印以及欧亚籍各个当地群体代言。多年来，虽然还有一部分人基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而认同祖籍和祖国，但多数人都渐渐地把马来亚视为自己的国家——个多元文化 “马来亚人的马来亚”（ “Malaya for Malay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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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 二十世纪初叶，马来亚的英文和各种地方语文报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报章报道了海外及本地发生的事件与政策，也包含了编辑和读者的言论。报章内容往往成为人们在读书会和社区讨论的话题。 其中，林文庆医生和一群来自各族的富裕人士于1914年，一起创办了英文报章《马来亚论坛报》（Malaya Tribune），其聘用的人员绝大多数是亚洲人，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罕见的。他们办报的宗旨是“表达本地社群的意见和愿望”， “本地社群”是指已定居本地的移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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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
新一代亚洲人接受了英文教育，具备受训成为专业人士的条件，如律师、医生、牙医、教师、记者等等，或在商号与政府机构担任文员或秘书。亚洲的中产阶级新生代就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了。他们接纳西方的文化习俗，选择的休闲活动也向欧洲人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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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 | 友诺士.阿都拉 展望建设马来国家 莫哈末友诺士宾阿都拉（Mohamed Eunos bin Abdullah）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在1924年受委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代表，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马来委员。1926年，友诺士与友人联合创办了新加坡史上第一个马来政党“新加坡马来联合会”（Kesatuaan Melayu Singapura）。友诺士毕业自莱佛士书院，在当年的马来族群中这样的教育背景实属特殊；而后当上马来文报章《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与《马来首领报》（Lembaga Melayu）总编辑。 友诺士在立法议会上极力为马来民族争取权益，主张提升马来男孩的教育水平，让他们念书识字，以谋得更好的工作。他也向政府争取拨地和津贴，辟设“马来甘榜”（Kampong Melayu ，后来易名为惹兰友诺士Jalan Eunos），为马来人在市郊提供负担得起的房子。通过演讲和报章社论，友诺士积极宣扬他所提倡“bangsa ”（马来文“民族”之意）概念，要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马来人建设一个“马来合众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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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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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 | 马吉街的齐智人 小放贷人的世界 “齐智人”（The Chettiars）指的是来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放贷人，殖民地时期，他们大多在英属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以放贷为生。齐智人在新加坡做生意的地方称为“kittangi”（印度语“仓库”之意），地点集中在新加坡河沿岸的珠烈街（Chulia Street）和马吉街（Market Street）。 齐智人对本地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向英国人贷款，再转借给小商家。齐智人的顾客主要是华籍商人，公务员和淡米尔人。 清一色是男性的齐智人平时就住在做生意的“仓库”里，族群的凝聚力很强。他们一般在新加坡待上三年后，就回返印度休假一段日子，然后再回到新加坡工作。齐智人一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或祖父远涉重洋到新加坡来学做放贷生意，有的甚至只有十岁左右。齐智人也把这门生意视为履行宗教义务，并把一部分收入捐献给供奉印度神穆卢干（Murugan）的神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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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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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 |
齐智人在记录保存方面十分严谨小心，保留了大大小小的交易文件。内部帐目以淡米尔文记录，而官方文件则聘请专业律师以英文拟定书写。 齐智人提供两类贷款：一类是债务人签发本票，每月分期摊还；另一类则是紧急贷款，债务人须连同利息一次过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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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
在纸张还没有普遍使用的19世纪末叶，齐智人把账目写在以棕榈叶（贝叶或贝多罗叶）加工制成的传统卷轴上。他们用尖笔在叶子上刺上文字或数字，然后涂上油墨（类似于擦拭的方式）使文字或数字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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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
齐智人记账非常谨慎入微，把交易全都用纸记录下来。本票记录了债务人按利息每个月需偿还的款项、贷款条件以及债务人的贷款信誉。 在债务人无力还债的情况下，就会交由法庭处理。法官下判后会发出判决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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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
1977年之前，大部分从事放贷的齐智人（Chettiars， 其钱庄kittangis都都开设在马吉街一带，钱庄的面积很小，一般只有8英尺长，4英尺宽。 每个齐智人都有自己私人的箱子（peti ）和大型柚木储存柜（pettagam）。箱子用来存放贷款文件、书信、文具等，储存柜则用以储存交易记录。储存柜上方摆放了手提箱（kaipeti）、斜盖桌柜（mejai peti），还有睡觉用的铺盖和被褥。晚上打烊后，齐智人就在钱庄里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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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 | 牛车水事件 街头暴乱、一触即发 1927年3月12日，新加坡华社各界在牛车水欢乐园（Happy Valley amusement park）为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举行公开纪念大会。尽管警方已禁止在活动上演讲，仍有一批人在活动进行时闯入会场，藐视禁令争相发言。其中一群左翼海南帮成员也是国民党支持者，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 暴乱随即爆发，酿成了严重的伤亡的流血事件，牛车水一带的街道和附近车水路警局，包括公物和私人财产都遭到破坏。之后数周，更多暴力冲突此起彼落，政治动荡，华族社群对殖民政府的不满升级，《海峡时报》形容“珍珠坊”一带“犹如战场”。牛车水事件令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问题浮出台面；此后好几年，警方加强戒备，经常对夜校和印制革命宣传单的印刷厂进行突击搜查，并把可疑的海南人驱逐出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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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 |
这些展品均附上国民党青天白日党徽，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着一年十二个月和一天的十二个时辰，象征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精神。 青天白日旗由清代革命党人陆皓东所设计，于1895年兴中会首次会议上由孙中山确立为兴中会革命军旗。而后青天白日旗获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沿用，并于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成为国民党党旗。时至今日，青天白日旗仍是国民党党徽，也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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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
孙中山考虑到新加坡的特殊战略位置，以及岛内华人人口众多，决定把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基地设在新加坡。他自1900年至1911年期间，总共八次访新。 孙中山在同盟会留下的宣传资料，呼吁追随者继续推动革命，受殖民地政府“政治部”（Special Branch）密切监察。尤其是“牛车水”事件爆发后，更让殖民地政府高度戒备。1927年3月12日，华社为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演变为暴力冲突，酿成严重伤亡，牛车水沿街店铺以及牛车水警察局的财务遭受破坏。殖民地政府把此次暴力冲突定位为本地第一起政治势力煽动的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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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 雷内安莱益与“政治部” 监视“颠覆分子”的耳目 英国人雷内安莱益（René Onraet）于1907年加入海峡殖民地警察部队，1922年派驻新加坡，升任为刑事情报局（后来易名为“政治部”Special Branch）主任。政治部统管内部安全事务，包括监视政治犯、严防煽动叛乱组织渗透；同时也监控种族、宗教和社交等聚会活动。 殖民地政府“政治部”对鼓吹反西方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华族共产党颠覆分子特别提高度戒备。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已渗入新加坡华侨开办的夜校、劳工组织和本地国民党组织。安莱益也发现工薪阶层的海南社群最易受到左翼思想影响。“政治部”展开突击检查，加强入境管制，将可疑的革命分子扣押或遣返，这些措施明显地削弱了马来亚共产党的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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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新加坡兵变”之后，海峡殖民地总督阿特杨爵士（Sir Arthur Henderson Young）曾向伦敦殖民事务大臣博纳劳（Bonar Law）陈情，要求成立“刑事情报局”。阿特杨在信中大力主张成立这个部门，以便监管防范地方上的政治颠覆活动。 博纳劳批准了这个要求，并委任塞斯（G. G. Seth）为主任。1918年，这个部门改称“政治部”（Special Branch），委任萨维（V. G. Savi）为首届主任，雷内安莱益于1925年由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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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
雷内安莱益（René Onraet）自1925年至1935年担任“政治部”主任。1931年，他指挥行动逮捕了马来亚一名法国籍共产党领袖，后者落网后所披露的线索几乎导致马共瓦解。安莱益有感于日军蠢蠢欲动的野心日益暴露，因而成立了一支监视小组监视日本人，并呼吁政府限制在新加坡工作的日本人人数，可惜这项建议未被采纳。 安莱益于1935年升任为海峡殖民地警察总监。他在1939年退休时，荣获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爵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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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 雷内安莱益的著作《一个新加坡警察的自述》（Singapore – A Police Background） 1945年 纸质 2010-01765
在他的著作里，安莱益回顾了自1907年加入警队、在新加坡担任实习警察，到写下任务退休的个人经历。书中一些有关本地政治的章节曾于1946年在《海峡时报》刊登，一度引起轰动。这里展示的其中一个章节，安莱益把新加坡发生的颠覆活动归咎于来自中国的政治宣传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国民党左翼分子引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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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 新加坡兵变 对大英帝国的反叛 1915年2月15日，暂驻新加坡的印度第五轻步兵团850名士兵，对英国殖民政府发动武装叛变。从他们军营亚历山大（Alexandra）开始，一路扩散到东陵（Tanglin）、欧南园（Outram）、吉宝港和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所经之处，大肆破坏基础设施，攻击欧洲人。暴动持续了好几天，导致约47名官兵和平民丧命，其中以英国人居多。 这起兵变事件震惊了殖民政府。当时，欧洲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后虽有个德国战俘宣称自己是煽动叛乱的始作俑者，但多名印度雇佣兵在军事法庭受审时却供称，他们是受到新加坡印度回教徒和印度北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加德尔党》（Ghadar party）的煽动。另一方面，这支全回教徒印度兵团也担心自己会被派往欧洲战场，被迫与土耳其的回教徒互相厮杀（土耳其当时是德国的盟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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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
新加坡志愿军团在维持国家内部安全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参与平定1915年发生的“新加坡兵变事件”。这套制服属于志愿军团兼英国皇家军医队的一位上尉。这白色制服是所有志愿军的正式着装，钮扣上印有军团的拉丁文座右铭In Oriente Primus，即“东方第一”。 新加坡志愿军团的所有军人都佩戴着剑。这把礼仪剑是搭配白色制服的，华丽的剑柄上雕刻了钢材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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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
新加坡兵变事件对殖民地政府造成巨大震撼。事后，201名军人被军事法庭定罪，其中47人于1915年3月至5月在欧南监狱外被行刑队公开枪决。当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事件因此引起了英国国会的高度关注，疑是德国人在背后煽动指使。 事件之后，殖民地政府为杜绝颠覆行为，规定所有印度籍平民必须到警察局“政治部”注册。很多印度人对此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根本从未参与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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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 旅者的故事 “远东的大门” 二十世纪，全球旅游业崛起，也促使到访新加坡的旅客日益增多。观光客在环游世界航行时，总会途径新加坡停留。自1937年加冷机场启用后，外国旅客也搭乘飞机前来，在客机降落加冷机场补给燃料之际在新加坡停留，之后再转飞往澳洲或亚洲其它城市。 为了迎合富裕旅客的需求，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英国旅行社汤马斯库克（Thomas Cook）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了新加坡旅游指南，本地酒店如莱佛士酒店、欧洲大酒店、阿德比酒店（the Adelphi）和海景酒店（Sea View）因而闻名于世。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欣赏新加坡 的“异域风情”或魅力无穷；《伦敦时报》就形容新加坡“单调乏味”，酒店“永远充斥着正在打发时间的各国旅客”。 当时，入境新加坡的人仍以前来谋生的移民居多。1933年，殖民政府因经济大萧条而实施移民管制后，更多的移民开始在这里结婚生子，安家落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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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 |
这张风景明信片在1897年入口新加坡，当时的售价为每张3分钱。早期的风景明信片是在普通邮资明信片上加贴真实的照片，背面则是空白的，没有分隔线。 到了1905年，手工上色的风景明信片十分普遍。当时的明信片一般是新加坡的街景和建筑物，或自然风光和农村生活。这赋予这座城市一种“异域风情”及神秘感，也加强了西方对亚洲文化的既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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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 昭南岛 （1942年 – 1945年）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就制定了“新加坡战略”以捍卫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权。英国政府在新加坡三巴旺(Sembawang) 建设海军基地，加强空军实力，并在沿岸部署大型的15寸岸防炮。新加坡因而享有“东方直布罗陀”或“新加坡堡垒”的美誉。 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激起新加坡华侨的反日情绪。他们成立了“爱国”组织，筹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同时也发起抵制日货和日商。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轰炸新加坡，狮城岛民首次感受到战火硝烟。同一天，日军也从马来亚东北部海岸登陆，正式展开对马来亚的侵略行动。谁也没料到，在区区七十天内，日军以破竹之势横扫英军，迅速攻陷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英军于1942年2月15日投降。沦陷后的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接管，更名“昭南岛”（日文意指“南方之光”）。那段期间，太平洋战火继续蔓延，而日军统治下的新加坡岛民则面对粮食及燃油等物资匮乏、疾病横行的困境；再加上饱受日军殴打凌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1945年，日军向盟军投降，黑暗的日治岁月终于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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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 “亚洲皇后号”运兵舰的船锚 1940年代 金属 1995-01520 这是 “亚洲皇后号”运兵舰 (RMS Empress of Asia) 的船锚。“亚洲皇后号”在战前原是一艘客轮，后改装成运兵舰，负责将紧急增援的英国部队从英格兰载送到新加坡。1942年2月5日，当“亚洲皇后号”驶近新加坡时，被日军战机发现而遭到轰炸。当时“亚洲皇后号”是同行船队中行驶速度最慢的，且又排在末端，虽有附近船只奋力相助，最终仍逃不过被炸沉的厄运。虽然船员和大部分士兵均获救，但载送的武器全沉入大海。英军投降后，“亚洲皇后号”上获救的士兵沦为战俘，大部分被遣送到泰缅建造“死亡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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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 日本空军飞行员的皮帽头盔 1940年代 2003-00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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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 马来亚战役 盟军主打防卫战 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新加坡展开空袭,随即登陆马来亚，让英军措手不及。1941年12月10日，日军舰队入侵，英军战列舰 “威尔斯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 和“反击号”(HMS Repulse) 驶离新加坡前去拦截。不幸被日军发现，在毫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被日军先发制人；“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受敌围攻，不久后便遭日军轰炸机击沉。 论地面军力，盟军共有12万名来自英军多个军团、印度第三军以及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的士兵。然而，这些士兵的应战准备和实战经验相对不足，而且也缺乏英明的领导。盟军在马来半岛节节败退，最终于1942年1月31日被迫退守新加坡。 在新加坡，盟军动员本地志愿组织如新加坡志愿军团与星华义勇军加入抗日行列。可惜日军也加紧对新加坡的空袭频率。终于在2月8日的晚上，日军登陆新加坡了。 1941年，日军对马来亚发动侵略战，并空袭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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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 日本95式Ha-Go轻坦克 复制品 于1935年推出的95式Ha-Go轻型坦克是日军在二战中最常使用的坦克。采用三菱柴油机为动力装置，有一挺37毫米火炮和两挺7.7毫米机枪。这种坦克速度快、机动性强，到了1941年已足以和盟军的轻型坦克较量。至二战将结束前，日本共生产了2000多辆95式轻型坦克。 95式轻型坦克曾在马来亚和太平洋战争中派上用场。日军登陆新加坡北部后，以坦克阵突破英军防守线，短短几天内便一路挺进武吉知马。 2010年，好莱坞影星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和名导史蒂文斯皮尔伯 (Steven Spielberg)联合制作的美国迷你电视剧《太平洋战争》。 剧中曾出现同款坦克；当时剧组共制作了四部复制品，这里展出的便是其中一部。复制坦克重3.5公吨，其履带是按照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收藏的一辆原型95式轻型坦克而制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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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 英军将马来亚的防卫策略名为“新加坡战略”，即战火一旦在亚洲爆发，英国和其他英属殖民地将派遣海、陆军到新加坡支援当地部队。然而，当时欧洲烽火四起，英国自顾不暇，无法调动受过训的士兵和前线作战配备以及坦克等到马来亚和新加坡来。 日军入侵马来亚和新加坡时，采用翼侧包抄的战略夹攻英军，最终击溃驻守新加坡的英军。 1941年2月，澳军第8师士兵陆续抵达马来亚和新加坡，增援英军，在日军尚未发动侵略的前几个月，澳军在新马胶园，农村和河口展开作战训练。 这里展出的是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第2/4机枪营士兵在抗日战争中所用的配备如作战服、步枪以及士兵的个人物品。
隶属英国印度军的印度第三军是马来亚和新加坡守卫军当中兵力最强的部队。其军官虽以英国人为主，但也有印度军官。这些印度军官由总督任命，军阶介于英国军官与印度士兵之间，自然就成了两个军阶的沟通桥梁。 日军登陆马来亚北部之初，印度第三军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到了1942年1月底，经过这次马来亚激战，印度第三军已折损了数千名士兵。其后，部队退守新加坡，负起防卫新加坡东北部和西部海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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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 日本皇军配有步枪、反坦克步枪、掷弹筒，并由坦克支援。日军在入侵马来亚之前，虽仅有一军团曾接受丛林作战训练但他们都被灌输于丛林不足为惧的概念。况且，日军从与中国交战的经验中，学会了不少有用的战地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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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 日军长驱直入 “我们必将战胜” 日本第25军派出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进攻马来亚，屡战屡胜，迅速攻占了马来亚；日军军心大振，继续挥军南下新加坡。 当时，日军人数虽不及盟军，但却气势如虹。 日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于1942年2月7日向新加坡东北部的乌敏岛 (Pulau Ubin) 发动攻势，误导英军集中火力应付这场战役。翌日，日军全军出动进攻新加坡西北部海岸。当时驻守西北部海岸的澳大利亚军队寡不敌众，被迫退守裕廊前线 (Jurong Line) 重新部署。日军乘胜追击，盟军最终招架不住，于2月10日弃守裕廊。 隔天，日军攻下武吉知马，大批军用物资落入日军手中，他们也因此掌控了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2月13日，日军攻占巴西班让山岗 (Pasir Panjang Ridge)，许多位于亚历山大的英军军事设施也随之遭殃。 1942年 日军攻占柔佛新山，继而对新加坡发动攻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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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 一个日军步兵营一般有一千多名士兵、三十名军官，包括司令连队、机枪连队和四个步枪连队。 38式步枪（又称‘明治38’）是日本皇军在二战时期所使用的标准步枪。这类栓式步枪可发射7.7毫米口径枪弹，采用5发弹夹。二战期间, 日本共生产逾300万支此款步枪。
清酒是日本人在庆祝战争胜利或悼念亡兵仪式上的必备品。这里展出的部分酒杯带有旭日图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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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 1942年2月15日 英军投降 就在日军向新加坡市区步步逼进之际，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 (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Percival) 召开会议，与新加坡总督汤姆斯爵士(Sir Shenton Thomas) 以及盟军高级将领共商应对策略。部分人士劝请白思华立即投降以避免更多平民伤亡；另有人认为盟军有实力战斗下去。2月15日上午，白思华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商议是否要反攻重夺武吉知马或是举白旗投降。众将领认为反攻不切实际，最终决定投降。 投降仪式在武吉知马上段的福特汽车厂，即当时日本第２５军总司令山下奉文的临时总部举行。山下奉文要英军无条件投降。白思华约于傍晚6时20分签署投降书，战事于晚上8时30分正式停止。 1942年，驻守新加坡的英军向日军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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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 福特汽车工厂董事会会议室 1941年10月，福特汽车公司在武吉知马路开设汽车装配厂。1942年2月15日，英军就在这间董事会会议室里签下投降书，向日军投降。日据时期，日军政府在这间会议室里摆放展品纪念英军投降的那一刻。二战结束后，福特汽车长在1947年恢复营运，直至1980年。2006年，重新修复的福特工厂纪念馆正式开放，会议室从此成了二战中英军在新加坡投降的重要纪念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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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 日治时期 “旭日”下的黑暗日子 日军接管新加坡之后，将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日文意指“南方之光”），近百万人就此落入日军统治。1942年2月16日，日军在市区举行胜利游行，一路走到政府大厦广场。 为制止抢劫与掠夺行为，日本当局将涉嫌犯案者逮捕，斩首示众，以杀一儆百。日军也展开“大检证”，名义为揪出共产党员和反日分子，实际上却是对新加坡华人展开大屠杀（现称“大肃清”）。 日据时期的新加坡，粮食、燃油等物资短缺，再加上日军实行配给供应，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日军为强迫人们学习日语，把日语列为学校必修科；并通过日本新闻片段、战争片与日本军歌，宣扬日本文化和日本军国思想。 1942年，日语成为学校必修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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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 “大肃清” 屠杀新加坡华人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旋即对华人展开整整两周的“肃清行动”。日军以揪出和铲除反日分子为名，自1942年2月18日起，规定所有年龄介于18岁至50岁的华族男子到指定地点集中受检。 肃清行动由日本宪兵队指挥，日军士兵和本地汉奸在旁辅佐。日军对外宣称肃清对象是星华义勇军、新加坡志愿军团成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支持者、身上有刺青或被指参与反日活动者。事实上，很多人是被日军随意点中，然后被押上大卡车。日军将他们运载到（实乞纳(Siglap)、樟宜(Changi)、榜鹅(Punggol)、勿洛(Bedok)等偏僻地区进行集体枪决。 究竟有多少人在新加坡这场肃清行动中被杀害？正确数目不得而知。日军声称处决了五、六千人，但据非官方估算，受害者起码两、三万人。 1942年 日军对华人展开屠杀或“肃清”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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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 | 1963年2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寻找、挖掘和重新安葬1942年2月至3月新加坡大肃清罹难者。委员会将挖掘出土的死难者遗骸埋葬于美芝路(Beach Road) 的一块空地上，并在该地伫立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即新加坡和平纪念碑）。 这里展出的文物多为1966年于樟宜路 (Changi Road) 附近的惹兰培本山谷（Jalan Puay Poon）挖掘出土，另有少数几件展品于武吉知马路四英里半（华侨中学靠近）和7英里处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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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 | 樟宜监狱牢房门 1930年代 金属 2004-00639 建于1930年代的樟宜监狱原是座容纳数百名囚犯的平民监狱。到了日据时期，日军将几千名战俘和平民拘留者一起关押，使得监狱人满为患。新加坡总督珊顿汤姆斯及其夫人也是其中的拘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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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 | 日据时期，日军将盟军士兵战俘和平民拘留者关押在樟宜监狱内。许多战俘后来被送往泰国缅甸边境，修建连接泰缅的“死亡铁路”。 囚禁于樟宜监狱内的战俘和拘留者试着接受现实，适应困境，他们开班授课、音乐和戏剧表演等休闲教育活动，在冰冷的铁窗世界建立自己的一套生活规律。这里展出的文物为狱中战俘和拘留者的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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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 | 盟军战俘的遭遇 “我们一直饿着肚子” 日治初期，日军关押了大约10万个战俘和数千名欧洲平民，战俘营很快便人满为患。日军从1942年5月开始，将新加坡的战俘送去建造连接泰国和缅甸、全长415公里的铁路。由于工作与生活条件恶劣，超过１万６０００名战俘和９万个平民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丧命，铁路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除此之外，战俘也被送到新加坡各处、其他日本占领区或日本国内从事劳役。 在新加坡，日军将管理战俘以及战俘营的日常运作交给前英军官员负责。战俘所需的粮食和药品由日军提供，但总是供不应求。一些战俘偷偷组装收音机，收听盟军广播以了解战况，然后暗地里在营内传播消息。
1942年，关押在新加坡的战俘被送往建造连接泰国和缅甸的“死亡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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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 | 蔡杨素梅 饱受日本宪兵队折磨 蔡杨素梅与丈夫于日治时期在一家医院经营食堂，常有战俘到那里购买食物。1943年9月26日，盟军在新加坡码头发动代号“杰维克”(Operation Jaywick) 的反日突击行动，七艘日本船只被炸沉或严重损毁。日本随即派遣宪兵队搜查樟宜医院和全岛多处，一旦发现涉嫌给盟军通风报信的人就抓去逼供，同时给许多人冠上“向盟军通风报信”的罪名，将他们逮捕。蔡杨素梅与丈夫因涉嫌偷带收音机零件给战俘而遭日军逮捕。 在宪兵队总部，蔡杨素梅与其他囚犯被关在12英尺长、10英尺宽的小牢房里。她受到严刑拷问，但始终不愿承认没犯过的罪行。蔡素梅受关押且被施以酷刑长达２００天之久，成为受关押最久的女平民。战后，她以战争女英雄的身份受邀到英国疗养。 1943年，蔡杨素梅与夫婿被日军关押拘禁，遭严刑拷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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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 | 为未来而战 士兵、司机和行政官 日治时期对许多人而言虽是暗淡无望的，但仍有人尽其所能带来一丝曙光。当时日本军管政府驻新民事长官篠崎护利用职权给新加坡平民发放“好公民通行证”，帮助不少人逃过肃清大屠杀。他也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粮食，并参与成立华侨协会和欧亚人福利协会的筹划活动。 日军以支持印度独立为名，计划向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发动攻势。他们在新加坡成立了一支“印度国民军”。把许多原属英军部队的印度士兵战俘，还有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印度族人併入了印度国民军。尤为突出的是，印度国民军还有一支称为“詹西女王团”(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的女军团。 有些志于抗日的人士通过加入或支持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如１３６部队等反日组织，投身抗日活动。这些组织在马来亚丛林活动，为盟军收集情报，为盟军重夺马来亚和新加坡铺路。 1943年，印度国民军成立詹西女王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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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 | 日本人篠崎护是日据时期的民事行政官。他曾发放“保护通行证”给欧洲人、华人以及其他平民，确保他们在新加坡的人身安全。他也在海峡华人领袖林文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代为说情。 篠崎护说服林文庆假借帮助日本军管政府恢复治安与经济活动之名，成立华侨协会。他也成功说服日军释放知名华人领袖，让他们加入华侨协会。篠崎本人后来也担任华侨协会顾问。
华侨协会(The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 OCA)于1942年3月成立。协会于日据时期后期虽为平民提供了不少财务与福利支援；但协会最初成立目的实为顺应日军要求，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军，以表达新马华人社群对日本军事行动的支持(suggest changing sequence of events for a better flow: 协会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筹集日军向新马华人社群征收5，000万元的”奉纳金“，以表达他们对日本军事行动的支持。到了日据时代后期，协会则为百姓提供财务与福利支援。）。 华侨协会开出的这些收据记录了个人或团体所筹集的款项；展出的便条和备忘录则分别证明槟城和马六甲的华侨协会会员出钱捐赠了“奉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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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 | 日军入侵马来亚和新加坡时，怂恿英国印度军战俘争取印度独立，并把他们编入一个名为“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 INA)的军事组织，由莫汉辛格上尉(Captain Mohan Singh)担任指挥官。 莫汉辛格后来与日军闹翻，印度国民军的活动一度因而停滞。直到1943年印度革命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来到新加坡，印度国民军才再度活跃起来。印度国民军虏获新马许多印族男女的心，这些青年纷纷加入国民军组织，认定组织是在为印度争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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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海陆运输路线被相继切断，大批军用物资滞留境外。国民政府遂在云南省赶建滇缅公路，同时通过南洋最高抗日组织“南侨总会”号召南洋志愿者投入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中国南方的工作。经“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登高一呼，东南亚共3200名司机和机工响应号召，当中还包括印族和马来族男子以及四名女子¹。战略物资由卡车运送，途经连接中国云南和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全长1146公里，是滇西人民用血肉紧急修建而成的。 1939年至1942年间，南洋华侨机工运送了超过20万吨战略物资。²面对沿途酷寒气候和恶劣路况，还需随时提防日军战机的轰炸。³日军于1942年占据缅甸之后，关闭了滇缅公路，许多南洋华侨机工因此滞留中国境内，在机工队解散后陷入失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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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 | 日治时期结束 英军重返新加坡 日本广岛和长崎受到美国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在新加坡的日军部队很不情愿地服从了投降指令，好些士兵无法接受战败事实而选择切腹自尽。 英军9月5日重返新加坡，受到民众热烈欢迎。9月12日，投降仪式在市政大厦（现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部分建筑）举行，日军马来亚半岛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表日方签字，向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登将军(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无条件投降。 三个月后，英国对日军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新加坡战犯法庭经过审讯，裁定七名日本军官屠杀新加坡华人罪名成立，两人判处死刑，余者被判无期徒刑。当时许多民众认为这七人应当全被处死。1９60年代，新加坡发掘出大量肃清被害者遗骸，引发社会向日本追讨血债、要求道歉的强烈呼声。 1945年，占领新加坡的日治政权向英军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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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 | 战后新加坡（1945年至2015年） 1942年，英军向日军投降，不仅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无坚不摧的优越形象与地位，也同时唤起了人们的民族主义。二战结束后，反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亚洲和非洲，新加坡也不例外。 在这里，各个政党和民间组织相继成立，而重新接管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也决定落实宪制改革，为日后的民主选举铺路。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权，并举行第一届大选。人民行动党在这场历史性的选举中获胜，党魁李光耀先生也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先生随之率领自治邦首任内阁，继续为争取新加坡独立而奋斗。历经与马来西亚的短暂合并，新加坡被迫在1965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独立后的二十年内，以人民行动党为首的政府咬紧牙关，积极解决本地高失业率和房屋短缺的挑战。政府也大刀阔斧地推行多项政策，例如发展本地工业、吸引外资、推动旅游业、改善公共住屋及教育、绿化环境等。至1980年代，新加坡终于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成功蜕变为繁荣的城市国家，也是国人心系的美好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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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 | 群众运动与街头暴动 民众要发声 二战结束后的新加坡急于摆脱殖民统治，并积极争取自主与独立。同时，战后的社会百废待兴，人们面对粮食短缺、失业、生活及工作环境恶劣等种种问题。于是学生和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罢工示威，通过这类群众运动宣泄人们的不满，也对低工资以及殖民地政府的不公平待遇提出控诉。 “默迪卡！”（即马来语“Merdaka”，自由的意思）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口号。无论是群众或是政治领袖，人人在这时期里都同声高呼“默迪卡”。尤其是二战暴露了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脆弱与无能，本地几位有志青年随之挺身而出，决心要带领新加坡走向独立之路。他们分别是马绍尔（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林有福（第二任首席部长）和李光耀（新加坡首任总理）。 1955年，首届立法议院选举中，马绍尔当选为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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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 木刻版画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创作媒介，题材主要反映了战后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现状。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后的新加坡百废待兴，人们的生活依旧困苦。版画所描绘的主要是劳动阶级辛勤劳作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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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 | 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境内展开武装斗争，同年6月，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马共在二战期间曾与英军联手抗日，因此战后获准公开活动，但随着马共势力开始渗透职工会，并被怀疑煽动民间的反政府情绪，英军采取强硬手段遏制马共活动。 1948年5月，共产党成员纷纷离开新加坡，走进马来亚森林，策划武装斗争。新加坡虽未爆发任何武装暴力事件，但英国殖民地政府以紧急状态为名，将任何涉嫌组织颠覆活动的可疑人物一一逮捕。
军帽和卡其布衬衫属于英军苏顿少校（Major W. J. F. Sutton），他曾参与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的剿共行动。匕首、刀鞘和森林领巾，则是从死在苏顿少校枪下的共产党人身上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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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 | 镇暴警车炮塔钟 1950年代—1960年代 金属 警察总部捐赠 1996-01815 安装在镇暴警车上炮塔钟。镇暴警车开往暴乱现场时，负责指挥的警官会摇响炮塔钟，以不同的命令信号向在场执行任务的镇暴人员发出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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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 | 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1955年当选新加坡首席部长。他慷慨激昂的演说，牵动了战后的民族主义者和街头市民的心弦。他强烈谴责殖民政府对殖民地的剥削，并坚信人人平等的理念，主张争取新加坡的自治权。 马绍尔率团赴英国进行首轮宪制谈判，最终因拒绝接受英国维持新加坡内政的管辖权而与英国谈判破裂。英国政府对马绍尔同情学运及工运的立场无法苟同，进而怀疑他的领导新加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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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 | 马绍尔在1956年下台后，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一职。林有福后率团与英国展开第二轮宪制谈判，终于成功为新加坡争取自治。1959年，新加坡举行史上第一次人民选举，投票选出立法议院的所有议席。 在对付颠覆活动与社会暴乱方面，林有福与马绍尔的作风截然不同。他领导的自治政府不仅迅速地逮捕了好几百人，也瓦解许多疑似亲共的学生与工会组织。他的强硬手腕深得英国政府的认同，也向英方展示了新加坡自治政府歼灭共产势力的决心及保障英国利益的能力。然而，这却也引起华社的强烈不满，大多数的华人选民也对林有福政府越来越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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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 | 李光耀毕业自剑桥大学，是一名合格律师，1950年代投身政治，并为好几个工会担任法律顾问。1952年，他代表新加坡邮电工友联合会争取改善工资和待遇。1954年的“五一三事件”，他也为被捕的华校生辩护，因此认识了学运和工运领军人物林清祥与方水双。李光耀之后连同几位政治伙伴决定与林清祥和方水双联手，共同在1954年创办了人民行动党。 1955年，李光耀在立法议院选举中当选，随后同马绍尔领导的政党代表团远赴伦敦与英国政府展开自治谈判。1959年大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赢得51个议席中的43席，并以执政党秘书长身份，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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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 | 讲台 1970年代 紫檀木 新闻及艺术部捐赠 1998-01071 1970年代，总理李光耀在国家剧场的这个讲台前发表常年群众大会演说。第一场国庆群众大会在1966年举行，这一年也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国庆日。国庆群众大会此后成了总理向全国人民发表的常年重要演说，阐明国家未来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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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 | 李光耀总理于1963年8月31日的马来西亚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全文 复制品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李光耀总理赶在马来西亚联合邦将于9月16日正式成立之前， 即1963年8月31日， 宣布新加坡独立。为了庆祝这重要的一天，除了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阅兵仪式，李光耀也在庆典上发表演讲，强调这历史性的日子意味着新加坡结束了超过10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这里展出演讲的全文记录，讲台展区也有视频，摘录播出演说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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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 | 合并与分家 新马合并仅两年光景 殖民地政府在1959年赋予新加坡自治权，而在同年举行的选举中胜出的人民行动党，也在选举后立即着手落实竞选承诺，即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产主义的新加坡。同时，他们也争取让新加坡成为马来亚联邦的一份子。与马来亚合并是自治邦获得真正独立的唯一可行选项，也唯有并入马来亚，新加坡才可能拥有广大的腹地和庞大的共同市场，以支持这座小岛的经济发展与生存。也唯有并入马来亚，新加坡才能借助马来亚的反共力量，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新加坡继续蔓延。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今天的马来西亚）、北婆罗洲（今天的沙巴）以及砂拉越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然而，由于经济和政治的种种分歧，新马合并之路终究难以维持。1965年8月9日，新马宣布分家，新加坡自此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共和国。 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北婆罗洲、砂拉越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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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 新加坡将马来语选定为国语，主要是希望通过马来语凝聚人民，使新加坡人民可以建立起共同的马来亚身份认同感。对人民行动党所领导的政府来说，建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创造一个能团结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各大族群的马来亚文化。 这里展出的马来语指导手册，是用来帮助公众学习并使用马来语。这些手册也传达了一个信息，即语言是创造国家意识、建立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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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 | 1961年至1965年间，新加坡希望争取与马来亚联邦合并，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这个课题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引起激烈的辩论。最终合并落实，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了。然而合并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的政治矛盾与种族关系日益紧张。当年本地四大语文的报章《海峡时报》、《南洋商报》、《每日新闻》、《淡米尔之声》，也即时将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这些展示在墙上的新闻报道，让您透过每日新闻标题，得以了解从新马争取合并到1965年新马分家的历史演变。 | |||||||||||||||||||||||||||||||||||||||||||||
| 1157 | 由人民行动党所领导的政府坚信要脱离殖民统治，同时保留国家最大的权益，就是与马来亚联邦合并，并在劳工与教育事务上的保有自主权。这个理念在各政党间引发热烈讨论，也造成人民行动党的党内分裂。许多亲共份子反对行动党提出的新马合并方案，对联邦中央政府对付共产势力的强硬手段也无法苟同。左翼份子的领军人物林清祥试图通过立法议会推翻政府但不成功，终决定于1961年选择另行组织新政党。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社会主义阵线与人民行动党为争取民心，积极宣传各自的理念，也多次进行正面交锋。这里展出是各政党所印制的书籍与手册，展现了新马合并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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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 | 人民行动党在1961年展开为期一年的宣传活动，积极向人民阐述与马来亚联邦合并的利益。文化部也出版各类传单和手册宣传合并的好处，希望能让人民清楚知道合并后的权利。1963年合并落实后，李光耀总理提倡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所有种族的地位和待遇是平等的。这个概念也在政府所出版的书册里明确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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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 | 呈现1962年新马合并全民投票的立体模型 1983年 综合媒体 2006-01226
这个立体模型展现了新加坡民众热烈讨论新马合并时的情景。新马合并全民投票于1962年9月1日举行，71%选民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提出的合并方案。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联邦。 这个立体模型曾经与其他19个同类型的立体模型，在八、九十年代的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即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这些由菲律宾艺术家制作的立体模型展现了新加坡历史的重要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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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 | 马印对抗 发动武装袭击，摧毁马来西亚联邦 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成立，引起印尼苏卡诺政府的强烈不满，将之视为英国新殖民主义阴谋。苏卡诺于是决定对马来西亚发动全面对抗，史称“马印对抗”（Konfrontasi）。于1963年至1966年间，印尼多次派武装人员入侵马来西亚各地，对非军事目标发动炸弹袭击。新加坡也成了印尼恐怖袭击的目标，爆炸案接二连三发生，第一起爆炸案发生地点就在东海岸的加东公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炸弹袭击事件是1965年3月发生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酿成三人死，33人受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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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 | 建国第一步 建立国家意识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但在建立“国家意识”方面却早在1959年就开始积极推行了。1959年6月，新加坡获得自治权，首任民选政府宣誓就任。同年的12月即举行“新加坡自治邦国民效忠周”（State of Singapore National Loyalty Week ），除了向人民介绍国旗、国徽和国歌，全国也见证尤索夫·伊萨（Yusof bin Ishak）宣誓就任国家的最高元首。 在这之前的两年，马来亚广播电台通过一系列广播剧，邀请听众一起勾勒心目中想象的马来亚独立国。广播剧题为《建国的第一步》，由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编写。拉惹勒南是人民行动党创党人之一，他当时从事新闻工作。1959年6月自治邦成立，拉惹勒南出任新加坡首任文化部长。他也致力通过各种方法“培养人们对新加坡的归属感，也让人们觉得新加坡是属于他们的”。其中，这位开国元勋也在1966年写下国家信约，直至今天，全国所有学生每天早上都必须在学校里宣读信约。 1959年，国旗、国徽和国歌于政府大厦正式揭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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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 | 新加坡市金权杖 1953年 镀金白银 2003-00230 这把金制权杖是本地影业巨子兼慈善家陆运涛为庆祝新加坡升级为“新加坡市”而捐赠的。1951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特许将新加坡升格为市。权杖由英国雕刻家皮根顿约翰逊 (Charles d’Orville Pilkington Jackson) 设计，爱丁堡金匠Messrs Hamilton & Inches制作。 当时陆运涛特地成立一组委员会讨论权杖的设计，成员包括陆运涛本人、大学教授以及莱佛士博物馆的研究员等。权杖顶端的四个小银人，分别代表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欧洲人，并象征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小银人以花环相连，并站立在一座镶有城市纹章的城堡顶端。权杖上的其他图案，则代表了新加坡的生态、文化及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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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 | 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时，就拥有自己的国歌、国旗、国徽等象征标志。1965年独立之后，这些原本作为自治邦的象征升格为国家象征，而其他能表现我国主权和自主身份的象征也随之诞生。 1966年5月，为了颁布新的身份证，全国展开国民登记活动。一个月后，政府也颁布新加坡护照。隔年，政府再推出只限往返西马的护照。 另外，新加坡也推出自己的货币，首套纸钞是在1967年发行的“胡姬花”系列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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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 | 独立以后，新加坡急需建立起国防力量。政府在1967年3月13日通过国民服役法案，强制规定所有18岁的男性新加坡公民入伍服役。 1967年8月30日，新加坡首批全职国民服役人员入伍接受两年军训。这里展出的物件属于最早的几批服役人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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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 | 拉惹勒南的扶手椅 1970年代 皮质 拿督S. Vijayaratnam 博士和S. Jothiratnam惠赠 2006-01328 这是拉惹勒南（S. Rajaratnam）生前最喜爱的沙发椅，他经常坐在椅子上看书。拉惹勒南是新加坡首任文化部长， 在1959年至1965年这段任职期间，积极“培养人民的国家意识，让他们自觉归属于新加坡，新加坡也归属于他们”。1959年8月2日，他倡议推出一系列称为"Aneka Ragam Ra’ayat "（人民综艺节目）的多元文化户外现场歌舞表演，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1966年，拉惹勒南执笔草拟了国家信约，强调多元文化为国家团结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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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 | “国旗、国徽、国歌，都具备强大的情感功能。多少人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与荣耀而不惜牺牲生命，多少人在同声高唱国歌时本能地团结一心。我们虽然是小国寡民，同样需要激发这些情感上的本能反应，这攸关全民的生存。” ——1959年12月3日，李光耀在国家元首尤索夫·伊萨（Yusof bin Ishak）宣誓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 新新加坡的象征 尤索夫·伊萨（Yusof bin Ishak）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政府大厦（市政厅），曾经是殖民政权的行政中心，于1959年12月3日这一天，成了新加坡公开宣示国家标志的见证场地。这一天标志着自治邦的诞生，也是国民效忠周第一次揭幕。仪式以国家元首尤索夫在政府大厦会议厅内的就职典礼开启，紧接着是李光耀总理和尤索夫元首相继发表演说，接着尤索夫亲自揭示新国旗。最后是由警察部队乐队伴奏、300名学生带领大家齐声高唱国歌“Majulah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 1959年确立的国家标志代表着后殖民时代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新加坡国旗上红下白，分别象征四海之内皆兄弟与纯洁。旗帜上的半月代表着新兴国家，五颗星则分别是民主、和平、进步、公正、平等。国歌题为“前进吧新加坡”，表达了新兴小国团结一致齐步前进。国徽则分别印有狮与虎，象征新马的历史联系。 新加坡首任教育部长拉惹勒南在确立这些国家标志的过程中曾经说明：“国旗、国徽、国歌，象征式地代表着全民的期望和理想……新加坡现在成了自治邦，理应由国家象征政权和忠诚的标志。唯有通过这些新标志，我们才能够鼓舞民心同步前进。”拉惹勒南也在1966年新加坡独立后亲笔起草国家信约，字里行间突显了他坚定的信念，坚信新加坡人民能够克服种族、语言、宗教之间存在的任何隔阂。直至今日，人们一字一句宣读信约之时，会一再将拉惹勒南当年的信念铭记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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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 | 启动经济引擎 经济推手，运筹帷幄 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后，如何发展经济是领导人眼前的一大挑战。当时，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日益萎缩，本地既无天然资源，也缺乏庞大的国内市场。加上失业情况严重以及急速膨胀的人口，这些都是新加坡面对的难题。 在首任财长吴庆瑞博士的领导下，政府大力推行工业化策略，并积极吸引外资。1960、70年代，本地工厂与工业区纷纷盖起，并生产各种出口产品。政府也推出优惠配套，吸引海外投资商和跨国机构在本地投资并开设工厂。 到了1972年，新加坡取得全民就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科技高资本型的经济体制后，新加坡也着手发展高价值产业如精密工程和电子业。政府开始随即兴办工艺技术学院、职业院校和工业培训中心等，建立一支熟练的劳动队伍以应付我国经济转型的需求。 1962年，裕廊工业区内的大众钢铁厂落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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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 | 新加坡在推动工业化的首几年内，除了吸引不同种类的工业在本地投资设厂，也将为全民制造就业机会列为其目标之一。政府不只提供优惠措施，吸引外资与本地商人成立新企业，这些公司也可以申请成为“先锋企业”，享受五年免税的优惠待遇。 60年代的新加坡，全岛各地的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几个重点工业区分别设在裕廊、红山、东陵坊和明地迷亚一带。当时工业发展以低技能，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为主。这里展出的是那个年代在“新加坡制造”的各种产品。 展出的蚊香、蜡烛、粉笔均为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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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 | 提升劳动队伍的技术水平，是新加坡发展经济的首个十年里重要的任务之一。随着本地工业迅速发展，新加坡的劳动队伍也需要与时并进，及时掌握最新的技能与知识。从1960至1970年代，政府除了兴办更多的工艺学校和职业训练学院，自1970年起也让学生在两个阶段选修工艺课程，即中三或大学先修班。 原有的新加坡工艺学院和义安学院（今天的义安理工学院）也配合本地工业需求，为技工与工程师开办相关课程。成人教育局也为成人提供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而工业训练局的任务则是制定标准并将职业培训系统化。 女皇镇工艺中学校刊（第一辑第9期，1966年） 女皇镇工艺中学校刊（第一辑第10期，1967年） 纸 2014-00809; 2014-00808 (open) 这里展出的历年校刊介绍女皇镇工艺中学（女皇镇中学前身）学生参与的活动与学习体验。这所学校创办于1956年，原是一所纯男生的工艺学校。1965年起，开办大学先修班，并于1971年开始招收女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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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 | 1970年代，新加坡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科技高资本型的经济发展。并着重于精密工程与电子业的发展。由员工把复杂的零件组装成先进的器材与设备。此处展出的是当时生产的一些工业产品。 新加坡劳动队伍也经历相同的转型过程，政府积极提升工人的技能，以便应付高增值工业的需求。1970年代，我国政府与飞利浦、罗莱及塔塔集团三家跨国大企业合作，开办培训中心，为有意投身精密工业的本地员工提供学徒与在职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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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 | 罗莱是一家制造相机和光学产品的德国公司，并以35毫米连动测距相机（35-mm rangefinder）著称。这里展出的是其中一款连动测距相机。 罗莱于1970年在新加坡开设工厂，其对产品的生产水平十分重视。公司除了将本地员工送赴德国接受培训外，也邀请德国工程师和技师前来传授精密工程的技能与知识。罗莱入驻新加坡的十年里，除了开设三家工厂，也和我国政府联合成立培训中心。该中心共陪训了大约5000名学员，让这些学员成功掌握精密工程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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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 | 建立家园 “如果人人都能居者有其屋……” 建国初期，新加坡的生活环境恶劣，住屋也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建屋发展局遂在1960年成立，当务之急便是尽速兴建设计简单的标准型组屋，供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租金入住。 迈入70年代，新加坡经济开始起飞，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 于是，建屋发展局开始提升组屋素质和邻里设施。在落成的新镇内，组屋的设计除了更精致、空间也变大了，新镇周遭设有商店、学校、小贩中心、轻工业等。越来越多人从旧店屋或甘榜（马来文，即“乡村”的意思）迁入政府组屋。1980年，67%的本地人口居住在组屋区内，相较1965年已显著增加了25%。人民自1968年起即可在公共住屋计划下动用公积金存款购买组屋，自此，对许多本地家庭而言，拥屋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980年，67%的本地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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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 | 新房子、新生活 迁入组屋，建立安乐窝 迁入组屋，意味着人们需要进入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许多人来说，这不只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还得适应高楼层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环境，学习怎样乘搭电梯等等。迁入组屋却也带来了生活上许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便利，如稳定的水电供应，现代化卫生设施以及垃圾处理系统等。 随着公共住屋计划于1968年开始推行，加上人们的工资与收入日趋稳定，到了70年代，购买组屋的人越来越多。1977年，近半数组屋住户已是组屋屋主。同时，家家户户也开始修饰起各自的组屋单位，为家居添购各种家庭电器。80年代末期，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与品味都大有益改进，大多数国人除了居住在高楼组屋，同时拥有先进的家电与家具。人民居住在建屋发展局精心规划的邻里社区内，享受着便利又舒适的现代化生活。 1977年，近乎半数组屋住户拥有自己的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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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 | 无论是实际的住房或是广告杂志上的图片，1970到1980年代组屋内的厨房都是时代感最强的角落。从设计、格局，乃至厨房里的家电，都反映了现代家庭所追求的便利及时尚的生活方式。 此处展出的大部分家电，都曾经是新加坡家庭里非常昂贵的用品，但不是一般家庭都能负担得起。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妇女走出厨房踏入职场工作，电饭锅和搅拌器等省时省事的家电也日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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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 | 藤制婴儿床 1970年代 藤 Kheng Sau Keng捐赠 在人口快速增长的1960年代，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国人进行计划生育。家庭计划与人口局打出口号如“生男生女，两个就够了”，鼓励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建立核心小家庭。当局也鼓励已婚夫妇将生育计划放缓，主张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可以“间隔多几年”，这将允许父母依照家庭的经济情况来计划生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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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 | 在官方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局之前，民间已有个“计划生育协会”的志愿组织，就家庭计划的相关事项为人民提供咨询服务。家庭计划的目的除了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也鼓励父母依照经济能力生养下一代，同时改善妇女的生产福利， 尤其多次怀孕的妇女。 然而，计划生育在当时对许多家庭来说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人们对避孕懂得很少，心态上也依旧认同子孙满堂是福气的传统观念。为了改变人们的既定观念，从二战结束后到80年代初期，政府不断加强宣传，这在近四十年里，相关单位印制了大量传单、手册、海报进行家庭计划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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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 | 以新加坡的方式规划家庭 “生儿或生女，两个就够了。” 新加坡的家庭结构在七、八十年代起了明显的变化。家庭成员众多是战前的常态，但不断增长的人口却使贫困和失业现象日趋严重，这对教育、住屋、医疗保健等体系都形成负担。1966年，政府决定介入国人的“家事”，并由国家接手进行计划生育，同年成立的“家庭计划与人口局”，积极展开全国运动，鼓励人们建立小家庭。 自1972年起，政府推出“两个就够了”的生育政策，鼓励人民节育，包括为自愿进行绝育手术的夫妇提供奖励津贴，及通过种种措施劝阻夫妇生育超过两个孩子。建屋发展局也自1967年起把申购组屋的家庭人口底限降低到两人，允许已婚但未生育的夫妇申请组屋。 这些政策，加上社会风气的改变，促使新加坡生育率成功从1965年的4.7降低到1975年的2.1；1980年更进一步降到1.7。家庭计划政策取得空前的成效，然而，此成效却造成1980年代中期人口问题的一个新挑战。 1972年，“两个就够了”家庭计划运动在全国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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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 | 改造城市景观 美化城市 从60年代至80年代的短短二十年，新加坡的城市景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市区的面积也几乎扩大了一倍。为了缓和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冲击，我国的城市规划有意识地融入绿化环境的元素。1971年，常年的“植树节”正式开启，鼓励民众为国家的绿化尽一份力。根据报道，从1971年至1982年这十年里，全岛所种下的树木和同期诞生的婴儿数量几乎一样多。如此看来，新加坡的确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 与此同时，我国的“清洁运动”也如火如荼的展开，提倡维持居住环境干净的重要性。1987年，环境局花了足足十年时间，完成了污浊不堪的新加坡河与加冷盆地的清理工程，成为我国最经典的成就之一。今天，保持周遭清洁以及绿化环境，犹如我国一直强调建立高效有序的社会，已慢慢形成新加坡的特质之一。这一特质也成为新加坡这座环球都会最亮眼的标志。 1987年，新加坡河与加冷盆地完成十年的“清河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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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 | 本地的花草树木 新加坡享有“花园中的城市”美誉。这个被大片苍郁翠绿所围绕的花园城市，除了有干净的水道，也拥有4万多个品种的动植物。这件装置通过声音、气味、图像、录影等，展现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如花园、公园、住宅区、甚至是路边能找到的动植物。走近这棵“大树”，认识本地奇妙丰富的自然生态。 想了解更多有关新加坡的动植物品种，请浏览国家公园局网站： florafaunaweb.nparks.gov.sg 鸣谢： Ang Wee Foong Cheng Heng Yee Givaudan Singapore Pte Ltd Khew Sin Khoon Low Choon How Marcus Ng Fu Chuan National Parks Board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Yong Ding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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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 | 1971年11月7日是新加坡第一个植树节。时任代总理的吴庆瑞博士在花柏山栽植了一颗雨树（学名Albizia saman）。当天义工们也在全岛各地的学校、联络所、军营、以及组屋区，种下8，400棵树与21,677棵灌木和爬藤植物。 这截树枝来自吴庆瑞博士所种下的第一棵雨树，这棵雨树迄今仍伫立在花柏山山顶。1990年，任职园林与康乐设施局的沈清海将树枝连同一份备忘录一同装进了时间囊里。时间囊于2015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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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 | 香灰莉树花朵气味 新加坡奇华顿（Givaudan ）私人有限公司提供 香灰莉树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常绿乔木，特点是树干呈深褐色，花朵盛开时香气浓郁芬芳。不过在60年代的新加坡，香灰莉树不常被种植在道路两旁或路中央的分界堤，原因是因为该树的树根在生长延伸时，常会扎穿道路结构。较实际的做法则是种植青龙木或雨树，这两种树的生长速度快，而且树冠茂密呈伞状，在本地潮湿闷热的气候里，有效地为路人提供遮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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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 | 1977年，一个耗资3亿元，由环境部领导的跨部门合作正式启动，希望能将污浊发臭的新加坡河与加冷盆地进行一番清河的运动。政府用了足足十年清除河流的污染物，并把河两岸的“估俚间”(苦力宿舍)、非法摊贩、驳运活动等一一整顿，并加盖新的设施。1990年，为了纪念这段艰辛的清河工程，环境部从新加坡河中取了一瓶净化后的河水，保存在当年的时间囊里。时间囊于2015年出土。 清河运动成功，十位幕后功臣也获政府颁发的奖章以肯定他们的贡献。这里展出的，是授予已故的公共环境卫生署前署长王南枝的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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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 | 清河之前臭气熏天的新加坡河气味 新加坡奇华顿（Givaudan ）私人有限公司提供
百多年来，新加坡河好比一个公共排污沟，在沿河两岸生活与工作的人，包括店家、船民、苦力、小贩、厂工等，他们总习惯性地把垃圾与污水排往新加坡河。河岸边满是泥泞与垃圾，河水臭气熏天，新加坡河犹如一个充满腐烂物的垃圾槽，放眼可见工业废物与人类排泄物。1987年清河运动成功以前，这股新加坡河的“特殊气味”让不少老一辈的国人毕生难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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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 | 跻身环球都会 “以世界为我们的腹地……” 新加坡独立以后，经济视角不得不放眼全球。这座马来半岛以南的蕞尔小岛，既不能仰赖马来西亚为其经济腹地，也无法依靠东南亚区域维持本地的转口贸易。1972年，外长拉惹勒南为小岛的经济生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愿景：新加坡将发展成环球都会，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员，并与其他环球城市紧密相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必须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全面提升基础建设，并加强海事与航空交通、金融体系以及跨国联系。如此一来，除了能吸引环球资金、人才及创意，也为新加坡发展复杂精密的高端工业做好准备。 40年过去了，新加坡已成为国际海空交通与金融枢纽。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到世界各地生活、工作、留学，并不断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尽管只是地图上的小红点，却是个享誉国际，交通四通八达的城市国家。 1982年，新加坡海港被公认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海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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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 | Brandon Tay和Safuan Johari 向前向后：全景新加坡 2015年 尺寸不一的压克力盒，3D影装 4分钟，循环播放 新加坡从最初的深水港，到今日的繁华都市，其地貌经历了几百年来的千变万化。《向前向后：全景新加坡》借助小岛过去与现在已改变以及正在改变中的景色，来探讨何谓新加坡意识。 正如这项多媒体装置艺术作品的名称“向前向后”所指，艺术家Brandon Tay和Safuan Johari将带领观众踏上视听旅程，周游新加坡各段历史，通过一些熟悉的影像，回味新加坡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记忆。 从新加坡早期历史，到其殖民地和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日子，以及迈向独立后，发展成为今天繁荣的国际大都会。本作品的投影非按历史顺序安排，所展现的社会潮流却代表着各个时期的不同文化影响，具体展现了新加坡独特的本质和精神面貌。 其他参与本项目的艺术家包括Speak Crypt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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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 | 杰维克行动和双十事件 1943年9月，联军执行了一项特别军事任务，目标是炸毁停靠在新加坡海港内的日本船舰。参与这项称为「杰维克行动」（Operation Jaywick）突袭事件的「Z特别小组」来自澳大利亚特种部队，成员有澳军和英军。突击小组乘坐鱼船「金环蛇号」（Krait）由西澳大利亚州出发抵达新加坡海港，成功地击沉了6艘日本船舰，之后安全回返澳洲 。日军怀疑樟宜监狱内的一群囚犯和平民曾参与该项突击行动，随即于10月10日发动「双十事件」（Double Tenth Incident），大肆捉拿涉案嫌疑。新加坡抗日女英雄蔡杨素梅与夫婿也因为日本宪兵在搜查樟宜监狱牢房时，被发现曾为囚犯偷带物资进入监狱而被逮捕监禁，并惨遭折磨。 《黑暗中的胜利：1943年在新加坡发动的杰维克行动》是一部由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携手制作的历史纪录片，内容介绍杰维克行动以及该事件对日治时代的新加坡人所产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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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 | 登上「金环蛇号」渔船 2018年，为纪念杰维克行动75周年，当局对「金环蛇号」渔船进行修复，还原它在二战期间的模样。本馆也与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合作，采用虚拟实境科技为参观者创造身临其境的登船体验，让人们在近距离察看这艘渔船之余，进一步了解它在这项成功的军事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